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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东亚三国行与印度“东向行动政策” 　　 　　印度总理莫迪于5月14～19日先后对中国、蒙古国和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莫迪总理的东亚三国行可谓各有侧重：在中国强调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取决于中印两国各自收获以及合作事项，在蒙古国强调印度是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和精神上的伙伴，在韩国则强调韩国是继日本后印度建立“2+2”对话机制的第二个伙伴。尽管东亚三国在印度战略棋盘上的权重有所差别，但东亚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重点布局地区是一个既成事实。 　　“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 　　升级“东向政策”是莫迪就任总理后在对外战略上的重要发力点。莫迪当选前，印度的“东向政策”在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与深化后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已从东南亚国家逐渐拓展到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泛亚太地区，并且呈现出从政策到战略、从陆上到海上、从经济到文化和安全等多方位扩展态势。然而，因缺乏持续性关注以及执行力不足，印度战略界对“东向政策”的成效多有不满。 　　在2014年11月举行的第12届东盟―印度峰会上，莫迪就明确表示要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同年12月，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回答联邦议会人民院询问时也指出，印度近几个月来正以更务实的做法积极推进“东向行动政策”。首要表现即是政策覆盖的地域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扩大。传统上，东向政策的指向是从缅甸开始向东以及东北与东南呈扇形扩展;2014年6月东向政策的门户定位从缅甸西移至孟加拉国，明确指出东向政策从孟加拉国开始。莫迪此次访问蒙古国时指出蒙古国是印度“东向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东向行动政策”在地缘范围、议题领域和战略导向等方面的诸多新趋势，表明印度要以更积极的行动来发展与东南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及安全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进一步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并全面融入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具体来说，政策上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的转变说明，印度的战略诉求趋于多元，战略内涵开始超越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贸易与投资这两个传统支柱，开始注重追求经济+政治+安全+软实力等多重战略目标。 　　印蒙：安全合作是支柱 　　印度与蒙古国的“邻居”定位反映了彼此需求上升，双边关系的指向意义明显。在印度1992年实施“东向政策”和蒙古国1993年出台不结盟、等距离和全方位的“多支点外交政策”后，两国战略利益契合点不断增多，双边关系逐渐从“精神邻居”发展为“全面伙伴关系”（2009年），并进而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但客观地说，印蒙经贸往来有限，安全领域合作日益成为双边关系重要支柱。 　　印蒙双边贸易额规模小，2012年曾达到6000万美元，但随后连年下滑，至2014年只有1500多万美元。而且囿于蒙古国出口产品结构单一，未来双边贸易提升空间相当有限。在此背景下，安全与防务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支柱。两国于1994年签署《蒙印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于2001年签署《国防合作协定》并于2011年续签，并且建立起防务合作联合工作组年度会晤与磋商机制，目前已举行了七次会议。双边安全合作的科目也日益增多，涵盖特种行动、网络安全、炸弹处置、战术行动、有效预防和检测恐怖主义和罪行、装备提供与维护以及人员培训等科目。双边军事演习也实现了常态化与机制化。 　　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印度发展与蒙古国关系的又一因素。例如蒙古国高达近七万吨的铀资源储备对铀矿资源匮乏的印度极具诱惑。2009年，两国签订了在和平利用放射性矿物与核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此次莫迪访蒙期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两国将加强民用核领域合作。 　　印韩：升级为“特殊战略伙伴” 　　莫迪在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曾于2007年访问韩国，八年后作为印度总理再次访韩，其中最主要的突破就是将印韩关系从“战略伙伴”提升为“特殊战略伙伴”。实际上，正如莫迪所指出的，印韩的合作关系始于对经济的关注，但现在逐步向战略层面发展。 　　印度于1992年出台“东向政策”，印韩关系自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印韩关系的重心也在经济合作领域，双方于2009年缔结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就是显著的标志。印韩于2010年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开始追求双边关系的多属性定位。2011年7月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12年3月决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设定了双边贸易额2015年达到400亿美元的目标。2014年1月两国决定扩展战略伙伴关系并明确了政治、经济、安全与防务领域合作的蓝图，2014年12月印外长访韩时邀请韩国成为“在印度制造”的重要伙伴之一。 　　印韩“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两国决定在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和韩国的“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之间找到互补性和利益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