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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儒学与经学 陈启智 什么是国学 目前“国学”这一词语再次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然而什么是国学，并非每个人都很清楚。“国学”是清末民初，西学大量涌进并已经成为显学的情势下，为了区分与西学的不同，也为了比较两者的异同和保存中国文化而提出的概念。其外延即其涉及的范围，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当，并且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但也微有不同，即国学的内容不如传统文化的内容广泛，因为国学毕竟是“学”，是学术，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核心部分。国学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位，因为其属于传统文化精神部分，是传统的精魄灵魂。学术的主要含义侧重在“学”，是指理论和学说，学术的“术”则是指与其学紧密相联系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国学”主要是指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学说理论。其大者如儒、释、道、法以及文、史、兵、农、商、算诸学；其新者如藏学、满学，（具体如回族学者的《天方性理》）等等，而不包括纯以技艺著称的文化部分，如武术、戏曲、棋类、茶艺在中国，儒学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经（后增为十三经），是儒学的元典。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是儒学的，而且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 中国古代经学，并非仅是讲述天人之道和纲常制度的儒家学说，实为以经传原典为经，以注疏为纬，所形成的世界上最早最大而且不断修订的百科全书。举凡天文、地理、礼乐、律历、职官、、、道德、性命义理 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易经是比儒学还要古老的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典籍；而现代管理是社会走向现代化之后或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引领社会和企事业发展的科学管理模式，两者不仅时间上相隔悬远，而且学理上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两者能够融合在一起吗？也就是说古老的易经和作为传统的儒学，与现代管理有哪些关联呢？它能给现代管理提供一些有益而可用的资源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对历史进行一下简短的回顾。对历史的梳理，或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现代化首先是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标识的。“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口号，为了引进“德” “赛” 两先生，还必须打倒“孔家店”，废除礼教，破除迷信。人们普遍认为，肯定“五四”，就必须否定儒学，反之亦然。其实，这种非此即彼的截然两分的思维方式，是有其缺陷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深入地审视历史，考察它的前因后果，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深广，就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迷惑。 在“五四”以前，中国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和武力侵略的凌厉攻势，曾经有过两次朝野一致的变法图强运动，一次是洋务运动，一次是戊戌变法。其领导人物或代表人物无一不是儒家学者，如李鸿章、张之洞，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而且都提出过很有价值的战略性改革方案，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引进，到“君主立宪”的制度改革，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纲领。出洋考察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说明当时的儒家官员还是发扬了儒学固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只是由于旧体制的束缚和保守势力的强盛，才最终导致失败。 陵夷至五四时期，国难日亟，五四先贤们，不得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保守的封建势力和已经成为其护身符的孔教。虽然矫枉必须过正，运动也不能讲太多理性。但是五四以来的极端反传统，不仅要焚烧古书，还要废除汉字,弃绝传统的结果，也使我们逐渐失去民族自信。这就难免造成昆山失火，玉石俱焚的后果。 此后的历史虽然千曲百折，但我们已如离弦之箭，从此踏上了弃绝传统全面学习西方的道路。 可是此时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却有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东亚五龙（日本一大龙和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四小龙）的崛起，固然是工业化的结果，但其成就之大、速率之快，文化因素则是一重要变项，作为其传统的儒家思想及行为模式，则是这一变项的重码。可以说，东亚发展模式就是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西方科技及管理知识交流整合的产物。 93年冬天，我去韩国参加国际会议，目睹了汉城奇迹的现代化成果。有三幅图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幅图画：当我在乡野看到白雪覆盖的山林坡地上，不时有红彤彤的满树苹果映衬其间，真是赏心悦目。以为是发展旅游的需要。于是询问陪同的学者，得到的答复却是：“给鸟类留下的粮食。”令人惊诧之余，其环保意识，不能令人又增几分感动。第二幅图画：在小桥流水乡间小道上，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老者，宽袍大袖，头戴圆顶纱制的东坡冠，曳杖逶迤而来，飘逸而且安闲，当他跨过小桥，来到公路边，竟一头钻进现代小汽车，绝尘而去。当时以为是偶然所见，后来在学术演讲厅里，下面坐着的几百人，竟有近一半穿着这样民族服装的衣冠人物。第三幅图景：参加两年一度的“退溪学术赏”授奖大会，学术奖外，还有政绩奖和孝道奖。作为政府官员的安东郡郡守，竟然毕恭毕敬地走上台去，从平民主持人手中接收奖赏并致答谢辞。此后又到日本，他们的民族服装穿着率也是很高的。说是他们的民族服装，其实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