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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辨析 　　文化令人着迷，但文化又像个谜。比如人们很难对它做出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据称，有关“文化” 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文化不能说明一切社会现象，但很多社会现象确实与文化有关。有必要对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做一番梳理，尝试分析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关系，并具体以温州、苏南与广东的区域文化为例加以阐释。有些区域文化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应该珍惜之；另外有些区域文化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应该重视之。如果温州、苏南与广东的区域文化能够相互融合，新的文化将强调自主、自强、自律和自组织，同时也关心秩序，这恰恰能够构成我国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最佳推动力。 　　一、温州文化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古代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蛮人”。辖内多山，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稀缺。很早以前，温州人需要靠海为生。为了生存，温州人需要出外经商以获得生存空间。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防范各种风险，温州人需要依赖自身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温州人，温州人帮温州人。海洋生活赋予了温州人独特的性格：不依不赖、勇于竞争、敢于冒险、追求功利。 “天高皇帝远 ”，温州人形成了一种反抗皇权专治的文化传统。温州人的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瓯越”文化，它是一种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文化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有关。它是一种重商文化，对当地持续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 　　温州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叶适 （1150～1223年），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该学派也叫事功学派，也就是功利学派。南宋时期，永嘉（即今温州）百姓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工商业，然而他们的行为在当时并不为正统文化所认可。当时部分温州人士开始跨越地理的障碍向外求学，以“永嘉学子”自称，广征博引， 兼收并蓄，形成了“永嘉学派 ”。该学派在叶适及其同道的努力下，最终奠定了此后温州人的文化传统。永嘉学派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儒学的精神，比如主张“学与道合、人与德合 ”，也就是说个人的修身，要合乎道德。永嘉学派也主张“通商惠工”，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反对“重农抑商”。叶适主张“以利和义， 不以义抑利”。“以利和义”短短四个字， 非常精妙。大体是指，要允许个人追求“利”，这些“利”和合、顺合为“义”。“不以义抑利”是指，要不以“义”的大帽子去抑制个人对“利”的追求。从当代人的视角看，要让“利”和合、顺合为“义”， 其实是遵循一些社会规范就可以做到， 比如讲诚信，不欺诈等等。这与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着异曲同工的功效， 体现了市场主义的精神。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指，市场上每个个体在追求自利，无意中增进了公共福祉， 其程度甚于每个个体着意去对之追求。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是有着其他一些“看不见的手”的辅佐，它们也是诚信、不欺诈之类的社会规范。这类社会规范，其实就是底线道德，康德所指的“绝对命令”，孔子所指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或者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所指的“通感”。 　　温州的这种文化传统一致沿袭到目前，仍然生生不息。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控制，温州人的商业文化传统很难发挥其效用。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以及温州的文化传统促使温州的农民在改革之前就几番悄悄顶着政府的禁令搞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发育了相对较多的个体和私人经营成分。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主要依赖发展个私企业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形成 80 年代著名的“温州模式”。当时温州人还利用了“红帽子”企业这类假集体企业形式，而且温州人搞的股份合作制实质上也是数个私人大股东掌控的私人实体，而非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曾经走过一段弯路，那就是生产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比如，外地人很可能会遭遇这样的倒霉事情：用很低的价格就能买到几件衬衣，回家拆开包装一看，衬衣是没有袖子的。这恰恰说明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初，只有失去底线道德者或者伪装失去底线道德者才能更好地生存，使得部分温州商贩企图单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来发财致富。这一时段的这些故事，也说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文革”之后，“以利和义”文化的实践频度有了减弱。正是市场上的重复博弈本身以及对这种文化的体悟才使得后来越来越多的温州人重新认同“以利和义”观，回归底线道德。这并不是说所有温州人都成了这一文化的实践者，而是实践这一文化的行为频度较高，从而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区域文化现象。 　　温州人以依托人缘、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人格化交易而闻名。他们不仅在本地发起标会，甚至在波士顿、纽约还有标会。温州人富起来之后，继续保有各种投资的冲动。温州人经常被批评在炒房、炒煤、炒大蒜等等。好像温州人这样做就是扰乱市场秩序，但实际上这体现了企业家精神。如果每个人都把钱投到回报率高的地方，而且也有机会这样去做，那么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必然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