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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类污染的“环境―贸易”库兹涅茨理论及验证：来自21个代表性国家的证据 　　摘要：近年来，收入的环境效应逐渐凸显，国际贸易自由化亦已大势所趋。关于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环境后果等诸多问题的结论会直接影响一国环境、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而在多国动态博弈条件下影响全球贸易格局，改变各国的贸易禀赋条件及相对比较优势。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收入、贸易和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而后挖掘出2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作为代表，运用聚类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综合环境损害指标，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分析，研究贸易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路径及现状，以期在支撑理论结论的同时勾勒出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损害影响的概貌，为我国了解各国相关现状，制定环境和贸易政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污染水平随收入水平以及贸易额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2）代表性国家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间具有关非常高的联程度；（3）“恶化-顶端-改善”的倒U型路径成为贸易增长对环境损害影响的主要路径；（4）代表性国家中环境污染现状趋于好转的基本都为经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状况仍在加剧的多为发展中国家。 　　关键词：贸易增长；环境损害；相关性；现状比较 　　一、引言 　　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学术界对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环境后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都是消极的，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将直接导致环境恶化。Copeland Taylor（1994）的理论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减轻了高收入国家的环境污染然而同时增加了低收入国家的环境污染。Chichilnisky（1994）研究了当一国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时，自由贸易对自然资源开采的影响，其结论是国际市场传递扩大了全球性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原本用于防止资源过度使用而设立的税收政策很有可能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反而加剧资源的过度开采。Barrett（1994）认为，当环境政策的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会由于某些策略性战略而出现。Dua Esty （ 1997）以及 Esty Geradin（ 1997）都指出， 作为贸易自由化的结果， 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 出现所谓“ 向底线赛跑”，甚至出现阻挠环境立法等漠视环境管制的现象。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尽管在短期内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是在长期自由贸易将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hagwati（1993）以及Grossman Krueger（1995）的研究，他们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规模效应，他们认为，当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技术效应和构成效应的加总将超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得的发展将改善环境质量。Lopez（1994）也得到了基本类似的结果。经验研究方面，Joseph C. H. Chai（2002）考察了中国自1979年之后20年伴随贸易开放程度与制造业“三废”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考察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巨大的负向作用完全抵消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整体污染排放增加。Qureshi（2004）对巴基斯坦的工业水污染恶化的问题研究中也证实了贸易开放加剧了环境污染。Maniagi（2004）使用63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证明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而，Lucas 、Wheeler和Hettige（1992）采用了1960 年至1988 年间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内的80个国家的37个制造部门污染排放的面板数据，发现在贸易自由化的初级阶段，毒性密度指标起初明显上升，但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一指标呈下降趋势，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整体环境的改善。Anderson（1992）通过对世界食品和煤碳行业的研究发现，煤碳和食品贸易的自由化减少了这些产品带来的全球污染。 Dean（2002）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1987～1995 年各省份水污染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的破坏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在符号上是相反的，模拟结果表明贸易对环境正的技术效应抵消了负的结构效应，最终对环境净效应是正的，贸易开放有益于环境的改善。综合以上文献，不难发现，关于自由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而且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大都较早，鲜有研究国际背景下综合环境损害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因此，本文将试图通过聚类因子分析方法试图解决综合环境损害指标的选取和构建，并通过大量相关性和多元回归分析，尽可能地勾勒出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损害影响的概貌。本文第二部分以经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础，借鉴McConnell（1996）模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