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2～1945年中美电影交流的特殊性与普遍性.docVIP

论1942～1945年中美电影交流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内容提要1942～1945年中美电影交流的频繁与互动是中美政治关系友好密切的直接产物。研究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电影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极具价值。其特殊性在于：战争因素直接导致了政治关系变迁及电影交流状态变迁，具体表现为：中美电影交流从相对自发、单向的美方倾销状态向双方政府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双向交流与合作状态转变；大量的纪实片而不是商业剧情片成为双方电影界主导性的拍摄与交流内容。其普遍性在于：该时段开启了纪实电影创作的新一轮繁盛，为战后发展非商业化纪录电影、教育电影奠定了良好基础；战时中美电影交流发展的个案历程还揭示了电影媒介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内凝聚人心方面的巨大价值与功用，同时也彰显了它是继政治、经济、军事途径之外的最重要的外交手段和途径之一。也正因此，二战后欧美知识分子关于电影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论断和反思才显得恰逢其时，振聋发聩。 　　关键词中美电影交流特殊性普遍性《影音》杂志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66-07 　　中美电影交流有着长久的历史，最早的交流可追溯至世界电影产生的最初阶段，①及至一战后，美国迅速替代法国形成世界电影霸主地位以来，其强势地位就几乎没有改变过，它对于世界电影格局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探讨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及互动交流一直是电影史研究的必然话题。 　　纵览相关研究成果，其研究热点相对集中在这样几个时段上：1中国电影的最初诞生期及20世纪前半叶，中国电影在美国、苏联等电影强国影响下，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权更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导致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电影的全面关闭与清洗；3新时期中美建交（1979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中国社会全面向商品社会转型之后，好莱坞电影、尤其是美国大片文化对中国电影产业起步与繁盛的重大影响。②而对于二战期间，准确地讲，就是在中国抗战的中后期，民国政府后撤至重庆以后，中美电影交流却很少被关注，但恰恰是这一阶段的交流较之于其他三个时段更具有双向互动的良好态势，既透露出中美电影交流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特殊性，又暗示着某些超越于特定时代的电影发展普遍性，分析与阐释这些特点会对研究中美电影交流及电影发展带来新的启发。 　　一、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电影总体发展状况回顾 　　1抗战爆发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在经历了20年代中后期武侠片、神怪片的商业创作风潮之后，带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类型化创作雏形已初备，再加上自开创以来由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开创的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创作探索也日趋成熟，而新派电影人如：以罗明佑等人组建的联华影业公司等也以“复兴国片”为旗帜，试图为中国电影注入更多民族电影文化的活力与元素。 　　再从当时中国电影面临的国内国外环境而言，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国内环境：“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一改早期电影管理的部门性、地方性特点，而升级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并相继公布了《电影检查法》等法规，成立了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受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行政任命归中央行政院。”李少白：《中国电影史》，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页。民国政府还大力提倡“教育电影”，1932年7月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作为国际电影教育协会的中国分会，该协会将当时中国电影界知名人士一网打尽，其宗旨宣称：“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主任委员是时任民国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官方电影制作机构也开始被创立与运作，最早的创作机构有中央电影摄影场（1933）、汉口摄影场（1935）等。如果说，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中国电影还是处于零散、投机的民族资本尝试运作的草创阶段，那么此时，官方政府对电影产业从人员机构到具体制作的高层次管理就已开始逐渐彰显其对电影媒介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维系方面的积极希冀与期待，并在紧接而来的抗日战争环境中被愈发强调和关注。国外环境：伴随着日本侵华阴谋的不断暴露，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刻不容缓，由此而引发了电影界“猛醒救国”的提出和“国防电影”的积极推进，由进步电影人士倡导投入的“新兴电影运动”创作了大量不同于以往商业题材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内容的优秀作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在反映民生疾苦、提升民众民族国家意识方面的严肃价值和意义开始为更多的电影人士和普通观众所关注。 　　而此时电影自身也逐渐完成了由默片向有声片的转变，中国电影虽然在声音元素的成熟方面稍晚于世界先进国家，但是在美、苏电影的强势影响下，也在1936年前后基本完成了默片创作的成熟及有声片创作的相对完善，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