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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社会与市场的活力 　　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文化制度建设的两个层面。依据俞可平的观点，其中文化治理体系侧重顶层设计，关注宏观法律制度的构建；而文化治理能力则偏重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效能。就制度建构层面讲，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要协调、安排好文化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形成合力的制度体系；就执行的层面讲，是要形成灵活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运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促进文化领域的有序发展。这里，制度建构显得尤其重要。尽管这几年一直在讲文化体制改革，但由于长期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我国的文化管理制度计划的色彩依然很重，政府对文化市场的不恰当行政干预过多，国家对社会的强制性控制过多，市场与政府、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不清，甚至把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错误地视作不安定因素加以遏制。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想试着提出下面几个建议： 　　第一，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习近平最近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基础和思想内核，对各个领域的治理实践起导向作用。特别是其中涉及国家制度安排的自由、民主、公正、法治，更应该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离开这些现代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共识，国家治理能力再高也是不持久的，甚至会误入歧途。习近平明确说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虽然没有用“普世价值”的提法，但内涵是一样的。民主和法治是区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传统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本质所在。政治学家一般把现代的国家治理简称为民主治理。在古代，也有一些王朝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但是不能说它有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而且这种“好”不能持久，取决于皇帝个人。它也可能推行法制，但不是法治，因为它保障的是皇权，制约不了皇权。古代王朝最初建立之时常常秩序良好，朝气蓬勃，治理能力很强，但过不了多少年就又被另外一个王朝替代了，原因就是没有现代的民主法治。 　　引入价值维度的目的还在于防止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简单等于提高国家权力机构的运行效率，避免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完全做工具化的理解。有些时候极权政府也是高效率的，因为没有民主协商和权力制衡，取消了人的自由，取消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政府权力畅通无阻。即使在特定时期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也可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办了好事，但仍然是不能持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价值上不可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有一句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福祉，是我们改革的落脚点和出发点。”这句话极为重要，它使得改革有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一个国家治理得好，绝不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冲突、抗议、示威、游行，而是说它能够及时通过对话的而不是暴力的，协商的而不是压制的，尊重民意的而不是堵死民意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和冲突，达到动态的和谐与稳定。 　　第二，要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文化治理。俞可平教授区别了“治理”概念与“统治”概念。统治是“政府依靠垄断性的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控制”，治理则是“各个社会主体运用公共权威来维护社会秩序”。 　　不能把国家治理错误地等同于单一的政府治理，好像政府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正确的国家治理应该是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并存，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优化政府治理，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治理，培育文化类的社会民间组织，发挥公民个人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政府权力和职能的膨胀一方面极大地束缚了社会和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导致社会领域（各种介乎国家和个体之间的社会中间组织或公民社会）的萎缩，另一方面则导致政府不堪重负，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也要管，管得了的要管，管不了的也要管，结果不是管死了、管坏了（把社会和市场的活力扼杀了），就是惯坏了（把社会管懒了，老百姓事事依赖政府或埋怨政府，这也怪不得老百姓，因为你揽了这么多职能又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能）。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你越是管的死管得多，社会的自主性自我治理的能力就越差，就越是事事依赖政府；而越是自我治理能力差，政府就越是无法摆脱出来。 　　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去年年底美国政府某些部门的关门没有导致美国社会的瘫痪或严重混乱，就是明证。这是其国家治理，特别是社会治理成熟的重要标志。政府治理（尤其联邦政府治理）只是整个美国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如果社会治理成熟，那么即使政府治理部分出了问题，社会大体上还会正常运转。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