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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历史 树立人民史观 　　摘 要：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的热度在近些年也在不断升温，然而，面对众多的历史读物，如何去分辨？同一段历史，不同作者为什么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产生了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两种不同的观念。而从英雄史观走向人民史观，更深入地从人民史观来认知历史，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关键词：英雄史观；人民史观；“劳动”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57-02 　　唐太宗有句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历史的阅读与学习，中国人历来都非常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统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历史情怀。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执政者，对于历史的学习更是不可或缺，纵观历朝历代，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规律：凡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无一不对历史了如指掌。 　　时至今日，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已经无需更多赘述，近些年来的历史阅读热潮也在不断升温。从《百家讲坛》的热播到《明朝那些事儿》的热卖，从《五百年来谁著史》到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无一不彰显出了当今社会对历史的关注，这也与历史转型期以及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重叠在了一起。但是面对同样的历史，结果往往是仁者见，智者见智。有些人学会了机关算尽，另一些人则学会了吃亏是福；有些人学会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另一些人则学会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些人学会了口蜜腹剑的厚黑学，另一些人则学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民族大义。这许许多多的不同却都来自于一部相同的历史，这样巨大的差异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历史不仅仅在于历史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读史者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知历史？以何种眼光来审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背后是杂乱无章的还是有某种客观规律在发生作用？究竟什么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如果把所有人的答案总结起来追根溯源的话，基本答案只有两种，那就是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 　　一、以“礼”为基础的英雄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英雄史观是人们认知历史的总起点。君权神授的观念通行于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以英雄是历史的推动者来解释历史，所以就有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传统。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阅读历史就成了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虽然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唐太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但是读史者所关注的，或者他只能关注的依然是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造成这样的现象与人认识人类社会的出发点有密切关联。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古代东西方虽有不同，但归根结底却可以总结为一个“礼”字。在这个“礼”的基础上，儒家文化逐渐发展出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义文化，社会规范都以“礼”为根本，实践“礼”的主体就是帝王将相，而“礼”也只能由父及子，因此，封建皇权世代相传。而底层的人民群众因为没有“礼”，只能接受皇权的“礼”的规范，所以说“礼不下庶人”，是因为基层的群众只能被上层的“礼”所规范。因此可以说“礼”是古代东方社会认可的社会逻辑起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虽与东方完全不同，但同样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不同的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抽象的宗教概念，在穆罕默德和上帝的圣言下，建构了一个“赎罪”的人间世界，而那个至高无上的神就是“礼”的化身，这个虚无缥缈的神在人间的代言者就是那些掌握了宗教之“礼”的先知和神父们，而普罗大众们只能向这种被先知和神父规定好了的“礼”购买赎罪券。 　　通过对东西方古代历史的简要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原则，那就是所有的社会规律和规则都从“礼”这个起点展开，然而“礼”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只有脱离了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才能开展，这也就是古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原因所在。这也就导致了这个起点的展开只能是自上而下，而不能是自下而上的。因此，造反在古代史中无论东西方都是被社会道德严肃谴责的对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礼”的最高权威。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礼”的代表者只能是历史中的英雄，他们才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历史叙事的主角，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由这些英雄薪火相传，创造历史的充分条件只能是英雄，而芸芸众生只不过是这一命题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英雄史观的正统地位也就此确立。以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史记》为例，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裁的文体中，本纪、世家、列传三者记录的都是英雄，而表和书用于记录事件和历代朝章国典。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历朝历代的史书基本以此为蓝本进行描述，怪不得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出了读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