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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身体解放与民国广告 　　摘 要：女性的身体解放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天足运动”到“天乳运动”，现代女性的解放以身体为出发点，逐步走向自由。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提倡、精英知识分子在报纸等媒介上的鼓吹为女性解放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精英阶层的启蒙观念有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女性身体解放的观念是从国家或精英层面逐渐流向大众层面的。商业广告作为大众媒介，在逐利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女性解放观念――尤其是女性身体解放观念――的世俗化与大众化。 　　关键词：女性解放；天足运动；天乳运动；民国广告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12-02 　　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女性在男权政治的压迫下一直没有自由可言，她们沦为男性的财产和工具，没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自由。但辛亥革命之后，女性逐渐获得解放。“由截发、放乳、情迷高跟鞋、暴露身体、改革旗袍，处处显出创造自我的精神和对美的人生追求，不断提升精神存在的层面。”[1]但女性的这一解放历程是缓慢的，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和知识精英的提倡，更需要大众媒介的助推，才能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共识。 　　一、从“天足运动”到“天乳运动” 　　女性解放，应该是民国时期启蒙变革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女性解放，是从身体解放开始的，其最主要的表现可能是所谓“天足运动”和“天乳运动”。1898年，光绪帝准康有为奏，解除妇女缠足恶习。1920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公布《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令妇女放足。于是，从广州到上海进而全国，除鄙陋乡村，女性多不再缠足，回归天足，这被看成是人性的大解放。自此，女性走出户牖，走向社会，同男性一样上学、工作甚至参军。同时，这也使得社会风尚发生了大变化，女性露出了玉足，进而露出了小腿，进而露出了大腿。上身，女性由露纤手进而小臂进而全臂进而露出粉颈。然而，“天足运动”还不够，因为尽管女性由此从传统中走了出来，但却没有走向自身，而是一度走向了男性。当时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意识：女人要在所有方面尽量像男人一样。于是她们紧紧地束起了乳房，似乎那坟起的双乳是耻辱，是低人一等的证明，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当时女性盛行着男装。但这种观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7年7月7日，当时任民国政府广州市代理民政厅长的朱家骅提出《禁革妇女束胸》并获广东省委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由此，“天乳运动”在政府提倡下展开，同时更有张竞生、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报纸上的鼓吹，如民国“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女性束胸，“这样使女人变为男人，……但其结果的恶劣则不堪言说，这不但是丑的，而且不卫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肺腹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痨而死亡。又压奶者常缺奶汁喂养所生的子女，其影响于种族甚大。”[2]于是，在政府倡导和知识精英鼓吹下，女性终于走向自身，她们终于说：“我是我自己的”。由此包裹女性的服饰也变化了，出现进而盛行起了凸显小腿的高跟鞋、立领束腰短摆高衩的旗袍、圆领甚至无领的短衫坎肩、学生装……这些衣饰，冲破往日阔袍大袖重髻对身体的捆绑，让女性从传统中走了出来，走向了自身。从这时起，开放的女性，热衷于选美大赛和化装舞会，希望在舞场、酒吧、露天浴场、咖啡馆出入。在上海南京路，十里洋场上的女性，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女性时尚的领头者，以特有的方式有些畸形地体现着女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思潮。 　　我们不能把女性的这些变化看作肤浅的社会时尚，因为在这变化的背后，有政府和知识精英们更深的思考。如果说“天足运动”是五四启蒙者瓦解传统，向西方学习，倡导人性解放的力证，那么，“天乳运动”便是保种强国的必然。当时提倡变革者的逻辑非常简单：“比缠足为甚者，厥为束胸，盖缠足陋习，不过步履不变，其痛苦只及于足部，若束胸则于心肺部之舒展，胃部之消化，均有妨害，……况妇女胸受束缚，影响血运呼吸，身体因而衰弱，胎儿先蒙其影响，且乳房既被压迫，及为母时，乳汁缺乏，又不足以供哺育，母体愈羸，遗胎愈弱，实由束胸陋习……”[3]无论缠足的弊端是否只有“步履不便”，更无论这逻辑是否歧视女性，这种论证，只意在说明，一个民族的矗立要从娃娃抓起，而孩子首先要保其健康，孩子的健康首先要保证其母的健康，其母健康的大危险便是束胸，于是恢复天乳势在必行。这逻辑的背后，深藏了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深沉的责任感，他们期望能保种强国，期望华夏民族能腰板挺直地矗立在世界上。 　　二、民国时期的广告与女性身体解放的大众化 　　女性解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意识形态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它是一套观念系统，是一套通过技术化的媒介和社会人际交流而表达的价值观念、方法论和假设，而这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依赖于形形色色的形象系统的战略性使用。这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必须由语言表征，通过语言阐释，然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