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甘肃民间信仰探析.docVIP

明代甘肃民间信仰探析 　　【摘 要】 文章概述了河西走廊民间祠庙的数量、类型统计，时空分布特点，探析影响明代河西走廊基层社会文化发展的因素：人口数量与民间信仰，统治者与民间信仰，社会经济与民间信仰。阐述了明代甘肃民间信仰的社会影响：规范社会行为，繁荣地方经济文化，耗费财物、规避现世。 　　【关键词】 明代；河西走廊；民间信仰 　　一、明代甘肃民间祠庙数量与类型 　　明代甘肃民间信仰庞杂而繁盛，自古有“信巫尚鬼”之风。在对甘肃地区114部地方志的整理爬梳中，发现明代甘肃坛祠、庙宇、寺观多达372所。其中庆阳府有21所，平凉府54所，巩昌府95所，临洮府38所，陕西行都司149所。随着传统宗教的泛民间化，明代民间信仰与传统宗教的界限已十分淡化。因此，在统计民间信仰祠庙时，有必要将庙宇一并统计在内，这样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明代甘肃基层民众的精神面貌与社会文化生活。 　　民间信仰多样性、庞杂性的特点决定民间信仰的类型也是丰富多元的。根据明代甘肃民间神祗的特点，可将民间神?o归纳为圣贤型（关帝、霍去病、张骞、冯胜）、自然型（天、地、水）、乡土型（十八湫神、李将军祠（李光启）、悯忠侯（王纲））、行业型（鲁班、药王、关帝）、释道型（观音、弥勒佛、玄帝、菩萨）五类。其中自然型祠庙48所，释道型祠庙138所，圣贤型祠庙77所，行业型祠庙17所，乡土型祠庙120所。 　　由于一些民间神祗兼有很多特性，他们之间的界限不一定十分严格，关羽也被赋予行业保护神的属性，诸如皮箱业、烟业、理发业等行业都对其奉祀有加。制陶业，木工业在当地已有一定程度发展，这两类行业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受到当地民众的重视。医疗性神灵反映出民众渴求平安无患的心理。 　　乡土型神祗中以地方乡贤名宦居多。民众的善恶观决定其能否享受建祠立庙，受大家祭拜的待遇。同时官方的力量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建立名宦乡贤祠，地方政府一般持肯定态度，意图用宣扬“善”的举动感化民众。 　　在明代甘肃，湫神是乡土型神祗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明代平定甘肃后，龙神信仰在当地又被赋予新的内涵。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时发现：“临潭（明洮州）十八乡有十八龙神，其首曰‘常爷’，即常遇春，其他亦明初将领。”[1]临潭县每年端阳节，各乡青壮年抬着自己村寨的“龙王”，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有祭祀先祖、怀旧温故的意思。“十八湫神”的形成是汉文化与洮岷文化融合的例证，洮州地区奉祀的龙神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是用洮岷文化去阐释的一种地方信仰。 　　二、明代甘肃民间信仰体系的时空分布 　　明代甘肃祠庙显现出广泛分布但又相对集中的地域分布特点。整体而言，不论是军管型政区的都司卫所，还是各府州县，均有各类祠庙散布其中。从微观来看，祠庙分布又体现出相对集中分布的特点。甘州与凉州分布最为密集，临洮与巩昌的信仰发展也十分繁盛，但又集中分布在兰州、河州及巩昌府的西南地区。兰州为明代肃王封地，被明王朝重点经营，民间信仰发展十分兴盛。河州为明代甘肃地方经济发展中心之一，因此也成为祠庙集中分布之地。 　　在时间序列上，也表现出突出的差异性明前期修建祠庙246所，明中期创修祠庙184所，明后期创修祠庙168所。从宏观来看，明代甘肃祠庙修建数目呈总体下滑趋势，明前期到明后期下滑趋势十分明显，中期到后期下降趋势放缓。其中陕西行都司是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从长时段来考量，明前期创修祠庙最多，明中期其次，后期最少。虽然明代祠庙修建总体下滑，但明嘉靖及万历两朝是祠庙修建的两个高峰期。具体到明代甘肃信仰的发展态势，则是经历了一个总体下滑但其中又有两次急剧回升的发展过程。 　　从微观视角出发，落实到各个地区的具体表现为：前期以巩昌府、临洮府、与陕西行都司为主；中期平凉府的民间信仰发展迅猛，而临洮府渐成式微，陕西行都司的祠庙在这一时期急剧回落，巩昌府上升空间不大。明后期，陕西行都司祠庙修建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 　　三、明代甘肃民间信仰发展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并不孤立存在，而与周围其它事务产生普遍联系。民间信仰发展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的差异以及地方文化体系。就明代甘肃而言，民间信仰发展主要与社会生态、人口多寡、社会经济发展及政策导向相关。 　　1、人口数量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祠庙数量与人口多寡有关。任何信仰，无论属于何种宗教或是其它神祗，发展流传的必要条件是信众，没有人关注的信仰是无法生存的。信众是支持信仰的关键因素，在明代甘肃地区，人口越多，民间信仰的祭祀点就越多。明代万历《陕西通志》卷八《户口》记载：“庆阳府口153134，平凉府口266061，巩昌府口356897，临洮府口159295”。巩昌府与陕西行都司人口最多，均超过30万，两者无论户数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