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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序类不录《离骚经序》原因初探 　　摘 要：《文选》单列序类文体，使序文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流行于世。《离骚经序》是王逸为《离骚》撰写的序文，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其经学附庸的地位与道德功用的性质与萧统的选文标准相去甚远，因此未在《文选》序类篇目上找到它的身影。 　　关键词：《离骚经序》；《文选》；萧统；选文标准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55-02 　　“序”缘起于《诗?大序》。学术界公认曹丕的“四科八体”是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源头，而曹丕在其中并未论及“序”这种文体，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等著作亦未对“序”这一文体进行专门论述。而在萧统的《文选》中，据统计共收录94篇序（不包括《文选序》），其中在卷四十五、卷四十六序类单独收序文9篇，其余84篇附于赋、诗、文等单篇文章前。这84篇序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序和正文同是作者所做，如两都赋序、左思三都赋序等，然此2篇可能在流传中有错误，误题为两都赋序、三都赋序，其应同其他篇章一样，两都赋、三都赋，后加小字并序。第二种：所附序非作者所做，乃后人所加说明文章写作缘由，如杂歌类荆轲歌、高祖大风歌之序。王逸序若收入，则算第二种。第三种：骚序八首均无题名，序文不同于以上两种情况，而是出现在题下的注文中，是唐代李善注。萧统编骚类作品虽然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但是在编《文选》时他并未将骚序编入，因此，骚序的编入仅代表着注者李善的观点。 　　其实萧统与其同时代的人都是十分重视骚类作品的。《文选》在赋、诗之后，独立出了“骚”体一类，将楚辞类作品与赋分为不同的文本，打破了传统分类方法，摆脱将楚辞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可说与汉晋以来文学观有着极大不同[1]。在任?P的《文章缘起》中，单独列出了“离骚”这一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中不仅单独列出“骚”这一文体，而且还将“骚”放在文体分类的第一位。《文心雕龙?序志》，《辨骚》乃为文之枢纽，属于总纲类，不同于后面的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萧统的《文选?序》对其选文标准做了说明，也对收录的各类文体做了阐述，只是详略不同。《文选?序》专门详细阐述：“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其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汉时期对于屈原及《离骚》的批评，可谓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论争，王逸的《离骚经序》是这场论争中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同样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萧统生活的时代仅有王逸的注本流传，所以其选录的13篇“骚文”应来自王逸《楚辞章句》。而在王逸《楚辞章句》中收录了《离骚经序》，萧统为何删去，不仅没有在序类中单独列出，也未在正文前标注题名出现，甚至也未以并序的方式出现。 　　一、“独立价值”与“经学附庸” 　　魏晋南北朝是序文创作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序文由著述的附庸渐成独立的文章，一些优秀序文渐由某部著作或某一诗文的说明性文字发展为具备了相当艺术性的文学作品[2]。萧统关注到序文作为单独文体的价值并为其设立了选录的标准，《文选》收录的9篇序类作品分别是经史典籍序：子夏《毛诗序》、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陆机《豪士赋序》，诗序：石崇《思归引序》，宴集序：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别集序：任?P《王文宪集序》。经传序是针对整部典籍所作的序，是以阐释经典为宗旨，一般都脱离经史典籍流行，可独立成篇，这便使经传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文体价值。文集序的对象是一系列的文章，类似于典籍序，它不可能对所有的文章一一论述，而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对所有文章的共性进行概述与评价。因此，文集序虽是以文为基础，但是它是站在统领文集中所有的文章的高度，同样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宴集序，源于宴集诗之序，宴集序与通常的诗序又有所区别，经历了从缘诗而作到缘事而作的过程[3]。六朝之时的宴集序，严格而言尚处于缘诗而作的阶段，但是已经显示出逐渐脱离赋诗而独立的趋势，突出表现在作品接受这一环节上，序文与诗歌可以独立鉴赏、流传[4]。石崇在诗序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高的，他的《金谷集序》首开雅集序之风，他在《思归引序》中写景抒情议论，丰富了诗序的功能与价值，使诗序不再局限于简单介绍作者创作缘起的初级的功能，进而发展成具有独立价值的文本。赋序的独立性可以直接从陆机的《豪士赋序》得到验证，《豪士赋》亡佚了，而《豪士赋序》却作为名篇在当时流传，说明其已经具有独立的序文体价值。 　　因此可证，萧统在选录序类作品时，要求作品必须满足序作为独立文体的特征与标准。《文选》中的9篇序文，均具有普遍性文学创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