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docVIP

论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关于历史的演进，古代一些杰出的学者，如先秦时期的((J司易·系辞》作者、孔子、荀子、韩非，汉代的司马迁，唐代杜佑、柳宗元，以及清初王夫之，都曾根据他们的观察，作过概括与论述，尽管其表述往往尚属较为直观、素朴，但也确能反映出历史进程的某些特点，因而弥足珍贵。至乾嘉时期考证之学大兴，学者群趋于从事训话、考异、文献整理工作，对于历史演进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像章学诚这样究心于“道”即探索历史演进的法则性的学者，在当时几乎不被理解。进入19世纪以后，局而终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批感觉敏锐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现实体验和反思以往，提出了深刻而新鲜的见解。历史理论领域这种明显的变化，当然是时代剧变推动的结果。从社会变动来说，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终于在西方殖民者的野蛮军事侵略而前，接连遭到惨败，丧权辱国，有识之士置身于这种“亘古未有之变局”中，当然对于历史演进问题能够有敏锐的观察和总结。再从学术层而言，鸦片战争之役意味着以往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西方文化逐步传入，先进人士逐步了解世界的真实而貌，西方新学理输入的势头逐步加剧，学者们关于历史演进的探讨遂因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向前推进。 　　一、时代剧变与龚自珍、魏源提出的历史演进的新命题 　　龚自珍、魏源生活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正当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清朝统治在康熙、乾隆年间曾有过所谓“盛世”。至乾隆末年以后，早先掩盖在“盛世”表象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终于很快暴露出来，清朝统治随之陷入危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己经腐败不堪，贵族、百官、大地高明，承认西方制度文化比自己先进，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一复杂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起点。他用“天地气运之变”来概括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地位转变的空前大变局，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① 　　因此，他在呼吁同仇敌汽抗击侵略的同时，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并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对于北美民主政体表示衷心向往，说:“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再次用气运说来表达他的预见:“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②预见西方民主政治也终将在东方实行，取代封建专制，中西制度、文化有可能沟通、融合。这是儒家朴素理性精神和公羊学变易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演进趋势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预示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深远意义。因此梁启超高度评价魏源倡导了解外国“师夷长技”思想的贡献，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③ 　　二、康有为蹂合西方政治学说的新“三世说” 　　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中国学者历史演进观念产生巨大推进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事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刺激中国学者从总结现实“日护,“势”变迁中寻找御侮图强之良策;二是，中西文化交流有显著的进展，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方著作译本、外国传教士的译著广为传播，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大大加快。加上有一批学人，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虫[等，或是本人有亲到欧洲考察的经历，或是在洋务机构里任职、与外国人直接交往，因而对世界历史和时代潮流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在19世纪70-80年代，有王韬等人结合亲身观察提出的历史演进观，特别是至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为代表，把本土的公羊学派历史观与西方政治学说相揉合，创立了新“三世说”，作为认识历史演进趋势和发动维新运动的思想纲领。 　　王韬对历史的变化和变化的阶段性提出了新的看法。其法(中)》一文开宗明义，以此作为宣传变法的理论依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至今日……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④王韬将历史的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上古-中古-三代”这三个阶段讲得过于简略而有些朦胧，可以理解为洪荒时代-野蛮时代-华夏文明确立时代;此后，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直至明朝，是专制皇权确立和统治的时代;明末以来，则是东西方文明接触，中国逐步了解世界，和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王韬的论述虽然尚不够具体和确切，但毕竟对几千年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和当今中国与世界联系加强的趋势，第一次作了概括，因而很有时代意义。在王韬之后，郑观应的松法》、陈炽的械世危言·序》、薛福成的《法》、陈虫的《平通议·卷首序》中都表述了相似的观点。郑观应又在褥盛世危言·教养》中，提出“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己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