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杭州商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浙商精神的贡献.docVIP

谈杭州商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浙商精神的贡献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浙商的整体崛起令人瞩目, 浙商散布全国和世界各地, 以“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和“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的艰苦奋斗精神, 搏杀市场、闯荡世界,塑造出鲜明的创业形象。今天, 随着经济发展档次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创业形态的更新, 浙江在超越草根经济的基础上, 呼唤着能代表更高创业起点和层次的新商人品牌和商人形象, 以引领发展模式的新突破、发展能力的新提升、发展档次的新跨越。笔者认为, 今天的杭商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新浙商的代表性群体。抓住转型机遇, 树立杭商品牌, 既有利于提高杭州企业家群体的整体影响力, 也有利于塑造浙商的新形象、提升浙商的能级。 　　二、悠久的杭州商业历史 　　作为中国历史上古老的通商口岸, 杭州向来都是商品云集、出口繁荣的重要地区, 在纷繁的商品流通过程中, 历代行商坐贾活跃于城乡社会, 市场向杭州的各个角落尽情地渗透。 　　隋开皇年间开凿大运河, 杭州由山中小县变为通商大邑, 到唐代中期, 杭州发展成“珍异所聚、商贾并辏”、“骈樯二十里, 开肆三万室” 、“鱼盐聚为市”、“灯火家家市”的“大都” 、“名郡”。五代吴越和南宋又两代建都, 历时200多年, 是杭州历史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所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宋朝重建后南迁, 定都临安府, 杭州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 全盛时人口达百万, 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 “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 新路南北, 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 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买卖关扑, 酒楼歌馆, 直至四鼓方静, 而五鼓朝马将动, 其有趁卖早市者, 复起开张, 无论四时皆然”。“严、婺、衢、徽等船, 多尝通津买卖往来, ……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 多产于此数州耳”。宋高宗后期, 因商业发展需要, 杭州富商们还印造“便钱会子”在市场行使,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城市之一。南宋商人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宋前历朝一直奉行“重农轻商”政策, 士、农、工、商, 商人居“四民”之末, 受到社会的歧视。宋代商业已被视同农业, 均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士、农、工、商, 皆百姓之本业”, 成为社会共识, 使两宋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蒙古入主中原后, 杭州未遭大的破坏, 城内市场活跃、秩序井然。马可·波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他提及杭州的市场是“大型的市场有十所”, 市场“周围建有高屋, 屋之下层则为商店, 售卖各种货物, 其中亦有香料、首饰、珠宝”。元代的杭州是重要的消费市场和商品生产基地, 也是出口商品吸纳地和钱塘江流域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由于有着便捷的交通, 杭州可以通过船舶把汇聚于此的进出口商品, 由钱塘江通过澉浦港以入海, 外地的富商大贾纷纷来寻找商机, 杭州城内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居民, 很多都是善于经营的穆斯林商人。 　　元代以后, 随着政治和交通等因素的变迁, 杭州逐步演变为一个区域中心城市, 谓江南名城, 城市工商业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东南财赋地, 江浙人文薮”就是当时杭州的写照。明初由于元末战争影响, 城市经济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万历年间经济又呈现了空前的繁荣, 史载“舟航水塞, 车马路填。百货之委, 商贾贸迁、珠玉象犀, 南金大贝。侏儒雕口, 诸蕃毕萃, 既庶且富”。 　　明清时期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二大都会, 以杭州为中心, 把太湖南段的杭嘉湖平原以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 浙江各地的商品流向杭州, 通过大运河把它输送到国内各地。清朝中叶以后, 杭商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胡庆余堂创办人胡雪岩纵横官商两道, 富甲天下, 成为商界财神;民国时期, 随着民族企业的兴起, 涌现出了像叶揆初、陈蝶仙、蒋抑厄、金润泉、徐新六、项兰生、项叔翔、朱光焘、吴受彤、朱紫光、吴季英、张子廉、都锦生等一批著名企业家。 　　改革开放以来, 杭州经济快速发展, 杭州商人抓住机遇、乘势而起, 涌现出一大批浙商的领军人物。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 开创中国私营企业家出任省级领导的先例;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 是国内第一位领衔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把手的企业一线负责人;在美国《财富》杂志的首选投票评选中, 此前没有全国性知名度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荣登“2001中国商人”榜首;资深企业家冯根生, 是1988年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20位得主中, 仍然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仅有的二人之一;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获选2000年《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 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