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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肖邦传》导言 　　我们很难概括被我们称之为“忧伤”的这种心灵状态。--这种令人愉悦的淡淡的忧伤，几乎永远深藏在这位作曲家的心灵中: 对莫名的、无法抑制的绝望的呼喊与忍受; 在不确定的理想中唤起的热情遭受的挫折; 在模糊的梦幻中浸透着的慰藉。正是肖邦灵魂中的这种趋向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们相信它是诗，是一颗心灵。这颗疲惫的心灵在失去了祖国的天空中寻找大地。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关于波兰作曲家肖邦和他的音乐的著作--《肖邦传》。我写这本书，是基于我对音乐艺术的本质的总的理解: 音乐是人对自身最本质的东西--在这里主要是情感--的一种自我确证。而这个“人”只能是置身于特定历史、时代、社会境遇、特定思想潮流中的人，他往往是作为社会生活与艺术之间中介的特定“社会心理”的体现者。与其他艺术不同的是，音乐在实现这种确证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语言，或可视的图像、身体动作等，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符号系统，即现实世界中本来并不存在的、有序的纯声音结构。 　　基于此，我对肖邦音乐的理解是: 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社会境遇中的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生活通过有序的纯声音结构而外化，使之得到活生生的艺术体现。肖邦的生命体验和感情生活是丰富而复杂的，而在他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生活中笔者最关注的、也是在笔者看来最具崇高价值的，是他作为一个身居异乡的祖国沦亡者的充满悲情的民族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是与他整个生活境遇中所产生的种种个人情感体验密不可分地紧紧融合在一起的。 　　笔者深知，本书中对肖邦音乐的感悟和理解只能是笔者个人的感悟和理解，人在面对一个审美对象时的感悟和理解，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可能是很不相同的。这种感悟和理解不仅是个人化的，而且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何况笔者与肖邦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境遇、文化背景、民族习俗、艺术环境等等又是那么不同，时间的和地域的间距是那么遥远。虽然笔者青年求学时期在这块土地上若干年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从理性和感性上去努力认识和了解这个民族和它的精神与文化。但是，对这个自身具有丰富的精神底蕴的民族来说，我毕竟还只是一个“局外人”。但是，使笔者有勇气去尝试撰写这部著作的，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中的“视界融合”观念给我的启示。它使笔者意识到，与产生肖邦音乐的时代之间近二百年的历史间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感悟和理解肖邦音乐的障碍，从而放弃笔者自身的当代视界而仅仅去追求19 世纪上半叶那个历史视界，笔者试图以此来克服上述障碍; 相反，应该拓宽自己的视界，使之与历史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自身，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就肖邦的音乐而言，在我看来，实现这种“视界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作为一个中国的肖邦研究者，对肖邦音乐的感悟和理解，或许正是因为肖邦音乐中的那种不甘于国家沦亡、人民遭受奴役的“民族情结”与近百年来同样遭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的心灵是相通的。当肖邦于19 世纪40 年代创作他最成熟的那些悲愤、激昂的音乐诗篇时，恰恰正是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开始经受巨大民族灾难的年代。长期以来，正是肖邦音乐给我精神上的那种强烈震撼，使我产生了一种研究冲动，促使我撰写关于肖邦和他的音乐的这部著作，尽管国际音乐学界关于肖邦的研究著作已是汗牛充栋。 　　肖邦逝世后160 年来，自他的同时代作曲家李斯特于1852 年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肖邦的著作起到现在，仅是传记就已不下几十部，至于专题研究则已难计其数。这种情况在已故欧洲作曲家中，除了像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这样的大师级作曲家外，并不是很多见的。正像我国经典名著《红楼梦》研究中已产生了所谓“红学”一样，在国际音乐学界“肖邦学”( Chopinologia) 已经几乎成为一种显学了。 　　仅就肖邦的传记性著作而言，据笔者的了解，其撰写方式至少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以叙述肖邦生活经历为主要内容，基本上是一种“生活史”性质的描述，其中有时也涉及肖邦的创作，但份量很少。这类传记性的著作中，有比较确切、可靠的史料作为基础，例如亚当·切可夫斯基( Adam Czartkowskiy) 、塞尔维·德莱格- 穆安( Sylvie Delaigue - Moins ) 、托德· 苏尔茨( Tod Szulc) 、卡齐米曰·维任斯基( KazimierzWierzynski) ，以及不久前出版的我国学者林洪亮等人撰写的传记基本上都属于此类，其缺陷是对创作方面的论述比较贫乏，显然，离开对其作品的阐释是很难充分揭示作为一位伟大艺术家的价值的; 第二类则既包括生活经历性的内容，也包括音乐创作的叙述，但这二者完全是分开来处理的，形成实际上的“上下篇”，而其下篇则是以音乐体裁的划分来叙述的，此类方式较前类已经进了一步，但其缺陷是作曲家的生活和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