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思考西学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一个地方性的角色”.docVIP

“中国人在思考西学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一个地方性的角色” 　　中国人关心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世界。 　　马克斯?韦伯是迄今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是一代代中国学人的必读书目。韦伯的著作涉及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新教伦理”“理性化”“卡里斯玛”等概念也早已经由大众媒体进入了社会领域的日常讨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斯?韦伯 　　除上世纪30年代郑太朴等人对韦伯的零星译介外，改革开放之前韦伯极少为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中国学者真正试图阅读、理解韦伯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召开的关于韦伯思想的座谈会。此时韦伯在西方早已是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中国学界迫切想对他有所了解，而韦伯所讨论的资本主义起源、现代化理论等又恰是当时中国社会关心的重要议题，在这双重的推动下，国内立刻掀起了研究韦伯的热潮。 　　1987年，于晓、陈维刚翻译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首个中文全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一译本在学界造成了广泛影响，使得韦伯进入了更多知识人的视野。翌年，社会学家苏国勋出版了大陆学术界第一部韦伯研究专著《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此后的近30年里，韦伯受到大陆学界的持续关注，韦伯思想的方方面面也都得到了讨论，直至今日仍是被谈论最多的思想家之一。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30周年之际，本刊专访了韦伯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他阐述了30年来中国学者对韦伯的研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 　　三联生活周刊：请你谈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三联译本对韦伯进入中国发挥的作用。这个译本不仅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而且是第一个翻译了几乎和正文篇幅一样的注释内容的译本。 　　李猛：这应该是韦伯所有作品在汉语学界影响最大的一个译本，很多人都看过，后来许多人也尝试重新翻译，但这个译本仍然是影响最大的。虽然印数只有五万多册，但是因为长期脱销，很多人用的是复印本或者电子版，它造成的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了这个印数。 　　我们要高度感谢这个译本的翻译者和苏国勋老师这些最早的研究者，以及三联书店当年参与组织、翻译、编辑工作的所有学者和同仁。今天学术界有时太过强调国际化，忽略了一个具有自身思想肌理的汉语学界的重要意义。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就能看出，如果不是当年三联推出这个译本，怎么可能对几代学者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毕竟能读韦伯德文版原书的没有几个人，尤其不可能带动一代代的学生去读。 　　三联生活周刊：东亚兴起“韦伯热”的时候，我国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关注的重点是儒家传统与现代化、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儒教与道教》恰是谈这一话题的。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学界，被讨论最多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和中国问题直接相关的《儒教与道教》？ 　　李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大陆学界影响最大，这确实有些特殊。港台学界更早接触韦伯，关注的就是东亚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在美国，在帕森斯和其后继者眼中，韦伯首先是一个官僚制的理论家。有人做过一个调查，韦伯是英语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但大部分学者在引用韦伯的时候，其实更多关注的恐怕也是他对国家、官僚体制和组织的学说。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世界文明的整体命运问题，中国的命运，是放在这一文明的视角中考虑的，所以才会最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如果大家只是关心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实现，或者，中国较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哪些制度上的欠缺这些问题，那么《儒教与道教》确实应该成为更受关注的文本，因为其中似乎明确对中国进行了诊断，指出中国缺什么，中国是或者不是什么样。但是中国人在思考西学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一个地方性的角色。所以虽然大家对《儒教与道教》中的问题也很关心，但还是敏锐地感觉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涉及现代世界的普遍命运，其中不仅是现代化的凯旋，或许还有现代人的某种悲剧性的处境。用今天的话说，中国人意识到，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不仅仅是社会组织或社会秩序方面的理性化，还涉及人在伦理生活方面的理性化。对于我们的学者来说，如何理解这一现代世界的真正性质，理解现代经济制度与其背后的“精神”或者说伦理生活的关系，比起如何尾随这个制度，效仿其中的实践和理念，或许没那么紧迫，但无疑却更加根本。 　　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决定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从哪来的？中国人觉得这些是更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眼光包含了相当深刻的洞见。从另一方面看，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关注的时间很早，是在80年代后半期，那时还远不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