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何以成为夏洛之网？.docVIP

PAGE  PAGE 19 “汉学主义”何以成为夏洛之网？ 　　一、狐狸的无奈―――“东方主义”的概念出新与学理问题 　　“汉学”的出现，既是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学术在新的学术和知识范式之下的必然现象，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就附带上它所依靠的文明体所特有的势境特征。所以“汉学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自然也就有其合理性。当然，相比较萨义德凌厉无比地祭出“东方主义”的撒手锏，“汉学主义”的概念则多少有些“仿拟”的味道了，当然究竟是“青出于蓝”还是“东施效颦”则还有待观察和公论。但无论如何，从泛泛而论的谈论汉学及其背后的权力作用，到顾明栋教授的这部《汉学主义》专著出版，至少在学理上大有推进，无论是认同与否，我们都必须严肃面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者的学理建构工作。 　　因?椤昂貉е饕濉闭庋?的理论概念表述的家族树（Familienbaum）特征，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其源头刺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并非一种惰性的自然存在。”（theOrientisnotainertfactofnature.）[1]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2]他显然更多地受到福柯权力话语的影响[3]，将“东方主义”归结为西方的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所以他的这种阐释无疑是有力的：“东方学的含义一直摇摆于其学术含义与上述或多或少出自想象的含义二者之间，18世纪晚期以来，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小心翼翼的―――也许甚至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交合。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与前面两个含义相比，这一含义更多的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我发现，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在其《知识考古学》（TheArchaeologyofKnowledge）和《规约与惩罚》（Disciplineand Punishment）中所描述的话语（discour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而且，由于东方学占据着如此权威的位置，我相信没有哪个书写、思考或实际影响东方的人可以不考虑东方学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制约。简言之，正是由于东方学，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这并不是说东方学单方面地决定着有关东方的话语，而是说每当‘东方’这一特殊的实体出现问题时，与其发生牵连的整个关系网络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激活。本书力图表明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同时也力图表明，欧洲文化是如何从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的。”[4]这段表述，显然很清晰地表达出萨氏的学术敏锐和问题意识。不过在我看来，萨义德更多还是属于一个“狐狸型”的学者，他虽然有理论的敏感和洞见，但似乎并不在意要努力构建一个完善而严密的理论。所以，巍巍庄严的理论体系建构本非他之所长，那是属于大刺猬如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出色行当。但不可否认的也是，恰恰是这种随意飘洒却妙语如珠的思想自然流淌，是我所谓“灵狐妙思东风绿”的过程，这一点，像福柯、布迪厄、德里达诸位都有类似的经验，后现代的法国诸子之灵动是德国的“刺猬们”所难认同的（当然尼采、海德格尔之类人物例外），而像英系的这批兄弟，也是如此，从威廉斯到萨义德，都是非常典型的。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其实是这种范式的一个代表，但他做《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并不成功的经验，其实点到为止即可，却偏偏又成了一个“热点”，借助政治背景和社会需求，“东方主义”之影响真是无远弗届。说实话，“东方主义”作为一种假说自然很有魅力乃至吸引人眼球的冲击力，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确实经不起推敲，尤其是学理论证。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地域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的缺失，譬如印度、中国都不在讨论之列，又怎能谓之“东方”？所谓“名实相副”，既然敢立此名，就必须要有敢于囊而括之的知识雄心和学术毅力。萨义德在知识版图的探索上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