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一种新的批判视野.docVIP

PAGE  PAGE 9 汉学主义：一种新的批判视野 　　顾明栋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海外留学教学。多年浸淫于西方大学和科研机构之中，从事英美文学文论、比较诗学及跨文化研究等工作，顾明栋一定意义上也无法摆脱“文化摆渡人”的身份。所谓摆渡，也即是互通有无，起一个桥梁式的沟通作用。在跨文化的中西文学研究中，顾明栋不可避免会注意到西方人对文化差异的强调，也会注意到中西文化学术交流时的不对等状况，并由之看到文化霸权、西方中心主义等隐含的学术价值体系在中国知识生产中的潜在支配作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文化沟通与交流中不对等的状况被涵纳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和学理逻辑的运作中，看似客观公正不容辩驳。在此种情势下，身为“文化摆渡人”，顾明栋显然处在约瑟夫?列文森所说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矛盾心态之中；在理智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在情感上又眷恋中国历史。某种程度上，顾明栋的相关研究始终与这一矛盾心态相关，他要解开这一矛盾，打开其内核，看看其中的究竟。多年来顾明栋的这一执念从未松懈，显现出一以贯之的清晰图景，并因此逐渐形成自己比较有阐释力和批判力的学术见识。这就是以汉学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建构与阐释实践。顾明栋的相关研究试图在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现代语境中，清理出一条关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本土路径。尽管不无偏颇或可资商榷之处，顾明栋以其常年的耐心与执着致力于清理出一条西方关于中国知识生产的偏颇线索，并对之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本身构成已经自明或已然西方化的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有力反拨或补充。两者映照，足以给我们以丰富启示。 　　正如福柯所论，知识与权力从来不可分割，有什么样的权力，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知识，有什么样的知识，也几乎内在地暗示了底下有一种什么样的权力。顾明栋渐渐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便采取非西方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知识，在当今西方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业已构成全球学术界一种潜意识或下意识的前提下，也可能并不能生产出真正客观公正的中国知识。带着这点质疑和怀疑，顾明栋的思考逐渐来到??学主义的腹地。在谈到《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一书的写作缘起时，顾明栋直言：“二十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何以不断生产有悖于中国文明现实的知识？”[1]“对一个学者的最大尊重就是向其提出最尖锐的问题”[2]，从芝加哥大学走出来的顾明栋信奉此信条，并在此意义上对中国知识的混乱情况给予严谨地审视，从而挖掘出一条汉学主义（Sinologism）[3]的幽深线索，将汉学主义摆上了中西知识研究的显要位置，以引起注意与思考。某种意义上可以由《汉学主义》这本书来重审顾明栋的学术之路，由此就不难发现顾明栋其实一直走在一条对汉学主义治学思想与路径的批判与反省的道路上，一直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思潮与风尚有所警惕。如果说《中国诠释学与开放诗学》等著作是零散地探讨不同领域内西方对中国知识的偏见或误解的话，《汉学主义》则是集中探讨这一现象，并给予其理论化的呈现。应该说，顾明栋长久以来的踏实而严谨的学术积累为其研究汉学主义在中国人文学科内的种种表现打下基础，从而为他深入揭示其内在逻辑做了充分的准备。 　　顾明栋注意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无论中国人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当然尤其是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可能有其深层原因。顾明栋指出：“并非仅仅源于信息不灵、偏见歧视和政治干预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于一种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深层逻辑，而这种逻辑业已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4]。而这种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文化无意识，就是汉学主义。在顾明栋的论述里，汉学主义可以是一种研究心态，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体系，而汉学主义的核心就在于这种基于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文化无意识，正因其无意识的特点和其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其对于中国知识的生产有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却并不很容易被察觉。进一步说，汉学主义文化无意识可以概述为对西方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盲从，“在其极端形式中，汉学主义体现了一种或隐或现的知识观念及研究方式，认为唯有西方观察世界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并认为唯有西方的知识体系才是客观的知识。”[5] 　　顾明栋区分了汉学与汉学主义，同样清晰地区分了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将一直被放在东方主义或后殖民框架内来言说的汉学主义独立出来，希图用它来“替代”对中国知识生产并不完全适用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可谓大胆之见解。将汉学主义与汉学区分开来，还比较能够为人所理解；与汉学的相对客观公正相比，汉学主义明显是一种带有偏见和带有问题的研究方法、思路与知识体系。将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区分开来，则要冒极大的理论风险，从而也更可见出顾明栋对于这一领域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在导论和第一章、第二章的相关篇幅里，顾明栋以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