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长在有无间.docVIP

PAGE  PAGE 4 琴声长在有无间 　　贝多芬说：我情愿写10000个音符，也不愿写一个字母。 　　而我，情愿用10000个字，去换贝多芬的一个音符。但我知道，他根本不稀罕。 　　有什么办法?在伟大的艺术与它谦卑的粉丝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不平等。 　　但我依旧虔诚地朝拜着，并且相信：每写下10000个字，就与音乐圣殿的距离又近了一个音符…… 　　这几天上班时，我都打开CD，调出汪峰的《春天里》，只听这首歌，从家开到单位，差不多可以听7、8遍，尤其爱听那段：“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每当汪峰的歌喉滑过“一把破木吉他”，心底的一根琴弦便被柔柔地拨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那场席卷全民的吉他潮，抱着破木吉他歌唱，即使没亲历，也曾心向往之，据吉他教育家陈志先生回忆，那时的中国有3000万人在弹吉他，3000万人!手指能掀起多大风暴啊!“这是中国进入商品社会前夜的最后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文化运动了”，严锋如是说，当年的他曾走进清华的一间男生宿舍，7个人的房间，墙上挂着七把吉他――“大家突然发现一把25元的红棉吉他就可以让我们找回失落的童年的全部梦想和进入新时代的文化资格证书，性价比高得让人难以抗拒”。 　　我就有过一把红棉吉他，还跟它合过影：一脸严肃地抱着吉他，像抱着一挺机枪，其实心里很愁：不知该从吉他的哪根弦弹起。没错，我根本不会弹，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对吉他的狂热迷恋，不能影响吉他的弦音时刻荡漾在我心中。 　　也许因为吉他状如女体，我更喜欢看男孩弹吉他，看他们拥它入怀，特别有阴阳调和之和谐感。曾写过一部小说，就用一个脸瘦如刀削的吉他手当主角，有人问他：“你喜欢的那个女孩阴阴的，有什么好?”他答道：“她很特别，像首古典吉他曲。”女孩最终没能和他走到最后，因为在她看来，“文凭比音乐更重要”，婚礼上，“她把玩着手指上的戒指，寂寂的眼神似乎不属于一个快乐的新娘”……嘿嘿，在那个年纪，我就热衷这种酸倒牙的调调。 　　我喜欢自己笔下的那个吉他男孩，用很多笔墨描写他演出时的激情，观众高喊着他的名字：“声音一下一下砸在女孩的心上，让她的耳畔愈来愈静，最后，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其实，那是我自己被想象中的吉他所深深虏获的情状。 　　第一次独立制作音乐节目时，我出乎大家意料，起用同事小夏做主持人，理由只有一个：他会弹吉他。小夏果然不负我所望，第一期节目便是抱着吉他主持的，说一段弹一段，一副优质帅哥的做派，其实小夏是个有一点小羞涩的男孩，但吉他在手，宛若发电机在握，源源不断地为他传送能量和自信，让他无所畏惧。 　　在与小夏成为朋友之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很多热爱吉他的人，其中就有张晔先生，年过花甲的张先生曾在旧货市场花五元钱买过一把特别的琴，小夏说：“你一定要去看看!”我们千里迢迢赶到张先生家里，看到那把琴：极旧的琴身，弦都已经断了，暗淡的琴面不知被多少只手触碰过。 　　张先生看出我的失望，笑着说：“这琴其实叫Unlculele，出身名门啊，你看这里面的数字，1928年凤梨牌的，产自夏威夷”，他将琴半立起来，让我看到琴身里面，贴着一个标记：弦之楼藏。 　　张晔先生特别带我去位于道外太古街上的弦之楼拜访，路上，他详尽地为我介绍：弦之楼的楼主名为任国治，号白鸥。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对来自广东的任姓夫妇，在哈尔滨道外二十道街上，建立了一间专门为穷人服务的平民医院，任老先生的儿子任白鸥，也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取得儿科博士学位，与父母不同的是，他对行医并不热衷，而是穷尽一生的财力和精力，去热爱音乐。 　　后人称任白鸥是伪满时期进步的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活动人，他熟通音律，曾跟一位俄国人学过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与一些热爱音乐的朋友组成口琴社，就利用他的医院、当时的广东会馆进行弹琴排练，他将那幢楼称作弦之楼。 　　因为任白鸥家境富裕，同时对音乐具有很高的造诣，因此在他的身旁，在弦之楼上，聚集了许多进步的音乐家和流亡艺术家，像剧作家塞克，音乐书法家刘中，指挥家秋里等，据说，郑律成的《解放军进行曲》就是在弦之楼上完成的。 　　被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歌者拜访过的弦之楼，在我的想象中，是古雅又雍容的，没想到今天的它，如此破损，弦断音残，老态垂垂。张哗先生将我们领到二楼的一间小屋，说：“这里曾是白鸥老人专门用来放琴的房间，曾经分门别类地摆放过老人托人从世界各地购回的几十把琴和几千张唱片”。 　　环视着空荡冷清的房间，我的目光在阳光中穿越时光，我仿佛看到老人细心擦拭着琴的身影，他一边擦一边用心捕捉着风吹过时那若隐若现的弦音，嘴角弯出一抹淡淡的笑痕……。 　　严锋曾这样为吉他定义：它“是和人最亲近的乐器。一琴在怀，人琴一体，多少亲密无间!”对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