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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符号与人类文化符号现象的耦合 　　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是人类最具代表性特征的语词符号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卡西尔之所以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意味着人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动物，因为人的本质与符号活动密不可分，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符号”是人类文化哲学的核心概念，因而也被称为人类文化符号现象学。从理解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是语词符号与人类文化符号现象的耦合。赫德尔和威廉?冯?洪堡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的，而人类在本质上就是语言的生物。语言是基于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性的自然而非物理性的自然经验，是人类使用和理解的一套符号和连接这些符号的规则系统，把语言使用与文化分开是不可能的。作为语言单位的语词符号，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可以从话语中切分出词和句子，却不能把语言从文化的整体中切分出来。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都是人自身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实在世界给予的事实而来的，正是人的这种文化活动才建构了人类文化活动体系，也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性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整体的人类文化无非是人无限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自我创造过程，人类自身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人类的历史本质上说是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正如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所说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词汇与社会的发展共变；文化语言学认为，词汇是社会文化的镜像……总之，历史文化像一条不断延伸的河床，语言就是这道河床流动的乐曲，而语词是凝固的音符，一切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物质文化，意识形态等，无不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而融入语言之中。 　　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符号化活动的结果。语词符号以抽象化概念化的形式表现为对实在的浓缩与简化，具有感性的物质的外壳，甚至有外物形象的模仿，也有把感性的材料提升抽象到某种普遍的形式以代表一定的意义。我们讲语词符号，即是讲语言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单个符号组成的抽象、共时、自成一体的语言符号价值系统。语言文字与文化有着鲜明的通约性，人的语言规定性同时也就是人的文化规定性。作为文化概念的文字意指方式（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方式），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无论是对应于语言的物质外壳，反映客体精神的拉丁字母，还是着重于语言的精神世界，体现主体精神的汉字，都被看成是有意义的符号单位，是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字意指方式。意指方式是符号的构成要素、民族精神文明的文化结晶。文化目的决定了文字的性质。洪堡认为，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结果，从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性。施坦达尔指出，语言即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是民族的语言，在语言中存在着民族的逻辑，是民族对思想的观念和原始关系的认识。语词文化，语词思维，“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他所服务的文化”。 　　作为一种集音、形、义于一体的汉字符号，乃是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独特智慧的文化创造。传统的六书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四象为经，注借为纬，“原本于象形，而不为形所构；终极于谐声，而亦不为声所限”。汉字符号与所指系统间的象征性、依存性、动机性联系，形体结构与精神（语义）层面的紧密联系，汉字文化与汉语的精神特质，成就了汉字不废的历史文明，维护了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汉字的意指方式表现在能指形体的象形性、理据性上，具有创制者的主观动机，是一种由动机性意指方式构成的文字符号。相对于东方的动机性文化符号，拉丁字可谓是一种约定性文化，其意指方式的任意性，体现了一种非主观的社会约定性，折射出西方的文化精神。一般被认为，拉丁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的。埃及文字未能脱离绘画而独立，地处西亚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基础上创制腓尼基字母，表音的腓尼基字母借用了表意的埃及文字，文字不再依附于语言的精神（语义系统）层面，而仅与语言的物质层面（语音系统）相联系，腓尼基字母与埃及文化间产生了断裂，再也不是埃及的文字和文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字形与语音的任意联系，拉丁字母就成了跨文化交流中文明中断的产物。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古埃及、巴比伦文字无人能识能用，古希腊、拉丁文字难识难读，文字符号窒于演进，近代欧洲文字也都不是自造文字，显现出一种文字与文化共变的耦合现象，可以说，文字符号就是一种文化符号、情景符号。 　　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生活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以及不同的文化氛围，因为语词符号的透义性和约定俗成的公共性而使符号的运用能够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