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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督与传统媒体立场 　　郭美美“炫富”事件与红十字会风波舆情规模庞大，其发展走势却十分清晰，达到了因炒作而起的公共舆情事件空前的极致。不少媒体探讨网络监督、尤其是“微博监督”，面对郭美美事件和红十字会舆情事态发展，媒体都基本承认了网络舆论监督无孔不入这一既定事实。 　　在网友、媒体和备方当事人的互动与“化学”作用下，郭美美事件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舆情争议最激烈和社会影响深远的热点事件。 　　 　　微博监督实现议程设置 　　 　　在郭美美事件中，先是微博“郭美美baby”炫富被网友揭露，其“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新浪微博认证身份引发网友猜想、质疑、热议和转发：郭美美是谁?为何暴富?和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网友自发展开人肉搜索与调查。在传统媒体缺位的舆情发酵期，已经完全呈现出自媒体时代“公民记者”的突出特征，能够不断通过群体“爆料”和评论实现舆论的议程设置。 　　网络监督延伸到事件发展的任何时间、任何角落，成为舆情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排除自媒体的原创性信息，从郭美美事件媒体关注度走势图来看，传统媒体曲线依然主导了舆情总体走势，尤其是市场化媒体，在舆论话语上对网络言论引导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网络则起到突出的放大功能。 　　6月22日，六家传统媒体介入报道，开启“两个舆论场”互动阶段，舆情能量爆发，进入舆情发展期。在第一阶段，传统媒体倾向于辟谣、事实调查、批评炒作和质疑红十字会公信力，不同背景的媒体立场的分野逐渐清晰显现。 　　但随着网友和部分市场化媒体的推动，被卷入漩涡的红十字会相关各方，几乎每一次应对都引发新一轮的舆情反弹。在第二阶段，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部分媒体集中关注报道的微博认证乱象被广泛转载，但舆情发展势头未减。此时，主流媒体立场态度渐趋明朗，出现转化迹象，和网络舆论形成汇流，一举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成为郭美美事件舆情发展不同寻常的现象。 　　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地“爆料”，郭美美事件牵出更多的“黑幕”。在第三阶段，十多个组织和新闻人物陆续浮出水面，不断地辟谣或道歉，因被媒体批为“有声明，无证明”，而不断受到新的质疑。在众多媒体的观点中，郭美美本人已经完全成为舆情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因素。《新周刊》微博干脆点明：“人们不是不愿放过‘郭美美’，而是不愿轻易放过红十字会。”此后，舆情走势重回新的高峰。 　　随后，各地都市报和晚报避开重要节日，继续保持对社会新闻的关注度，尽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被大量媒体报道，但“诈捐门”、与红十字会系统有关的新账旧账被不断翻出。第四阶段，有关方面启动更高层级响应，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响应网络舆论传统，纷纷转向法律和制度等深度层面的探讨。 　　经历舆论的喧嚣之后，舆情随后进入振荡反弹期。地方红十字会的负面新闻仍不断出现在都市报纸的版面，如中华骨髓库配型收费争议、青海和昆明红十字会官员贪腐传闻、多地考驾照交收救护培训费等等。在该阶段，红十字会与阮次山、郎咸平等名人的“口水战”，慈善机构公信力缺失的“刻板印象”也占据了大量传统媒体版面。 　　媒体重复性话题依然持续。但据最新监测发现，在对红十字会的评价方面，传统媒体立场更趋于同化，舆论场重叠迹象明显。不同的是，都市报纸多呼吁红十字会“去行政化”和“公开透明”，部分媒体探讨民间慈善空间，主流媒体更倾向于表达“红十字会该如何重获公众信任?”但自始自终，网友与微博都是媒体背后若隐若现的“冰山”，不少观点也经常被主流媒体引用。 　　 　　媒体立场一：坚持辟谣。回击“炒作” 　　 　　今年六月，新浪微博上一个认证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20岁女博主“郭美美Baby”大量发布大别墅、玛莎拉蒂跑车等“炫富”照片，被网友发现和猜疑：“‘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去了?” 　　在传统媒体关注的第一阶段，绝大多数媒体本能地辟谣，批评“炒作”，大篇幅报道红十字会的声明和回应，成为早期最常见的现象。6月22日，中央主流媒体、各地党报和部分晚报、都市报几乎都纷纷援引中国红十字会声明进行辟谣，指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郭副会长称“没有女儿”。如6月23日，《北京日报》和《南方日报》等辟谣：“炫富女”非中国红十字会员工。 　　另外，有不少媒体在重要的事件发展节点，其辟谣的作用给读者留下较深刻印象。6月23日，《重庆时报》认为，如果公民的这种敏感多疑和民粹情绪，不以实现社会公平透明、填补阶层鸿沟、削弱垄断特权去消弭，那么谁都可能成为民意攻击和人肉的箭靶，成为网友发泄情绪的“@郭美美baby”。 　　 　　媒体立场二：质疑微博认证管理漏洞 　　 　　6月23日，媒体报道进入首次舆情高峰。微博认证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