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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解放前夕的那些事 　　临时“首都”已成“孤岛”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一天,蒋介石在广州部署“巩固粤北,确保广州”军事防御。 　　驻守广东的国民党军共有3个兵团,约15万人,由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司令余汉谋指挥。当时,笔者的外公任驻穗国民党军上校团长。50多年后他回忆说,人民解放军入粤前夕,广东省大部分乡村已被中共地方武装解放,逾三分之一县城是人民政权的天下,控制的人口占全省人口近半,国民党临时“首都”广州一定程度上已成“孤岛”。1949年驻守羊城的国军中,有许多是从长江中下游、华中地区败退南下的残卒,有的还是数次当过解放军俘虏,数次领过回家路费的老兵油子。不少师、团、营编制混乱,士气低落。他任团长的那个团,由散兵游勇临急临忙组建而成,中央军与地方军混杂,士兵成分复杂,彼此语言不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试问何来战斗力? 　　最令长官头疼的是国军军纪败坏,骚扰民众者有之,强抢强买者有之,食霸王饭者有之,导致粤籍官兵与外省籍官兵“贴错门神”(粤语关系紧张之意),军营内打架斗殴之事无日无之,“南蛮”与“捞松”(粤语北佬之意)的叫骂声不绝于耳。滑稽的是,值此“党国”风雨飘摇之际,10月1日前后一群“党国”政要竟有雅兴找来广州的算命先生占卜,而且为“党国”前途求得上签,可他们哪里知道广府民谚“风水佬呃(骗)你十年八年”的真理! 　　外公叹息说,枪声未响,羊城内的国军败局已定。 　　 　　广州变成港币的天下 　　 　　1949年羊城解放前夕,时局不稳,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任“行政院长”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变成了“筹款专员”。 　　在这节骨眼上,国民党派系林立的顽症依然根深蒂固。外公记得,当时广州军政界风传阎锡山逃离山西时带出大量“大黄鱼”与“小黄鱼”(金条),于是将其认作“米饭班主”(粤语财东之意)。那些“党国”军政长官,纷纷到阎老西落脚的东山公馆哭穷、乞钱,不过大多数人都是空手而归,“山西老抠果然名不虚传”的名声随之传开。其实,阎老西并非对每个人都那么抠,只要你是晋籍的,皆可分一杯羹,其他人则无此福份。阎老西规定,凡晋籍官员,在穗一天即发一天津贴,家属伙食也全免费。阎老西还在太平路东亚酒店开了好几个房间安顿晋籍军政人员,而酒店餐厅也常被他包下,宴会不断。 　　国军虽说军费紧张,但尚有物资保障,而市民的日子就难过得多了。外公说,那时候金圆券、银圆券天天贬值,广州人上茶楼饮茶,进门后即刻点妥烧卖,如埋单时再付账,价钱可能已翻倍。因此,广州变成港币的天下。与此同时,广州城内治安恶化,天天发生命案,甚至有黑道持枪抢劫国军物资:中秋节(10月6日)前夕,粤汉铁路新街车站发生警匪大战,身佩短枪利刃的黑帮抢掠由军人押运的生猪!黄花岗附近则有大批被“政府”缉获的走私货被劫。至于贫民百姓,更是朝不保夕,因军警懒得理会各类恶性治安案件,市民遂把“声大无准,就识吓人”这句口头禅送给国民党当局。 　　 　　阎锡山“死鸡撑饭盖” 　　 　　10月2号,广东战役打响。不久,人民解放军右、中两路占领清远、花县、从化、增城,左路逼近博罗,广州的东、北、西三面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 　　此时,广州国军的外围防线不过是一盘散沙,一踢就散。外公说,市区防线也是一盘散沙。当年,中共地下党已渗透到广州各大工厂、院校、社团,甚至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机关。在这些机构,广州本地人所占比例颇大,他们的家眷也世居广州,都不想成为“党国”的陪葬品,对地下党的策反往往积极响应。广州解放前夕,起义消息就在粤籍党政军人员中传扬,国民党特务有所察觉,但无法下手,原因是地下党的保密工作实在高明,找不到真凭实据。故此,广州的水厂、发电厂、水泥厂、造币厂、电话局、铁路、公路等,在解放军进城之前就已控制在地下党手中。 　　10月10日,解放军逼近花县,“行政院长”阎锡山仍然分别在绥靖公署礼堂和中山纪念堂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及纪念大会,并派飞机撒反共传单,在公园里卖“国旗”筹款。粤籍国军官兵听闻,皆讥其“死鸡撑饭盖”(粤语打肿脸皮充胖子之意)。此时,广州城内国军军心涣散,逃兵日益增多。50多年后外公依旧记得一清二楚,他的团里的粤籍官兵纷议如何“走佬”(逃跑),那些来自粤东潮汕、梅州地区的士兵,在同乡会的帮助下,整班整排扔下枪支,换上便衣后溜之大吉。长官哪里拦得住!唯有自嘲:“也好,又省了几张吃饭的嘴。”外公说当时自己的心情很复杂:“1949年的解放军并非抗战时期的土八路,三大战役过后他们缴获了百万精锐国军的美式装备,火力之猛已超越国军。那些临阵脱逃的士兵,有些人在外省就领教过解放军的厉害,斗志早失。如果真让他们跟解放军打,只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