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自由价值观？.docVIP

美国的自由价值观？ 　　诺姆?乔姆斯基／著　易　铭／译 　　 　　“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全世界,这个努力的主要场所是联合国,在这里,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串通活动,达成有关人权、核试验、环境等方面的协定,并坚持使这些协定反映出美国自己的价值。”《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写的一篇头版评论接着说:但是,时代已经变化了。如今,“美国正通过全球商业协定输出它的自由市场价值观念”,克林顿政府正逐渐地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在将来,桑格写道(引用美国贸易代表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用来推广“美国对反调控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自由竞争、公平原则、有效的执法等美国式价值”,把它们带给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全世界。这些“美国价值”在未来的浪潮中被生动地描绘出来:远程通讯,国际互联网络,高级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一些奇迹。这些奇迹都是由市场所释放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美国企业精神所创造出的,这种精神在里根革命时期终于摆脱了政府干涉而获得自由。 　　今天,“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八十年代所布道的自由市场福音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信奉”,尤赛夫?义卜拉欣在另一篇《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中重申同一个主题。不论你是否喜欢,持形形色色观点的狂热支持者和批评者,大都同意从政治上的左倾开明派一侧来看待“被它的支持者称为‘市场革命’的这场残酷扫荡”。“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在美国本土,“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准备把市场提高到主宰一切的地位”,以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正统”。 　　然而,这幅画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上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的真实。即使是“美国使命”的最忠实的信徒也知道,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几乎和开篇段落所描述的恰恰相反,这是随着非殖民化进程联合国逐步摆脱美国控制之后发生的,使得美国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处于孤立,并在很多问题上处于和全球共识相对立的地位,并打定主意与联合国的机构作对,特别是与那些有第三世界国家取向的机构。许多有关当前世界的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 　　至于“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以及它对市场的崇拜,只要引用一位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金融方面的资深会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对里根时期的评论就足够了。他指出,“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这位战后总统中,对自由放任最为狂热的一位,却指挥了自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倒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而这其实并不可笑,而是“对自由放任最为狂热”的正常结果:对你,要运用市场纪律,但我自己却不受约束。除非是“比赛场地”恰好有利于我――而这通常是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来达到的。 　　里根主义的信徒们奉行着一条轻车熟路的路线,这条路线最近被金格里奇保守派改编成一出喜剧,这就是:一方面鼓吹市场的辉煌成就,厉声厉色地教训美国本土和外国的贫穷阶级的无能和依赖的观念意识,一方面骄傲地向商业界宣称,里根政府“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届前任都更大限度地给美国工业界减少了进口的压力”;而事实上,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领导的富有阶级和有权势阶级对“自由贸易原则发动的持之以恒的攻击”,比所有前任美国政府加起来都多。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罗(Patrick Low)在一篇学术评论中遗憾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估计,里根的限制性政策带来的后果比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要严重三倍左右。 　　急剧“倒向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自由贸易原则“持之以恒的攻击”的一部分,它在“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之下,更是加速发展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情节是公共资金大量地向私权转移,经常是披着传统的“国防安全”的外衣。没有这些极端的市场干预政策,美国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机械设备工业、半导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还能不能在日本的竞争下存活,还能不能在新兴技术领域内走在前面并广泛地影响着经济,就值得怀疑。 　　“撒切尔的英国”是说明“自由市场福音”的另一个好例子。让我们仅仅看1997年上半年披露的一些事:《伦敦观察家》报道,“就在某些人施加最大压力主张廉价销售武器给土耳其的时候”,撒切尔首相“亲自过问,从英国海外援助预算中,拨出了二千二百万英磅的款项,用于帮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建立地铁系统”。这项工程其实是非常不经济的。在1995年,外务部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承认,这个项目是“非法的”。这件事是在波高大坝(Pergau Dam)丑闻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事件,那次丑闻暴露了撒切尔政府以非法的补贴来促成和马来西亚政府的武器交易,导致最高法院宣判赫德有罪。除此之外,就更不用说那些政府信用保证和资助安排,以及其它的把公共资金转换到“国防工业”、通常是给尖端工业带来的一系列好处的办法了。 　　几天前,同一家杂志报道,“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