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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种话剧模式 　　摘　要:本文试图论述抗战时期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根据地)的两种话剧模式之间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区别,在内容和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又互相联系、相互影响,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最终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基本上趋于一致。 　　关键词:国统区;解放区;话剧;模式;渗透 　　中图分类号: J802 　　文献标识码:A 　　抗战时期,在“话剧民族形式”讨论的影响下,基于相对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理论引导及价值功能取向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话剧模式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根据地)话剧模式,然而二者并非是隔绝的,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最终在多种因素的促动下趋于一致。 　　 　　(一) 　　 　　1939年开始并持续三年多的“话剧民族形式”讨论,使国统区的主流剧作家们意识到“五四”以来基本上借鉴西方写实法则确立的写实模式应该进一步创新、发展和完善,使之更适合于抗战现实并服务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最终目标,因此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以《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为代表的话剧写实模式的国统区话剧模式。 　　就其精神内涵而言,国统区话剧在表现抗战主题的同时仍承续“五四”传统注重社会批判性,并在批判的过程中呼唤民主和正义,如《屈原》、《升官图》等;同时,它还注重揭示知识分子在抗战大背景下的“士人”情怀和情感内涵,如《秋声赋》,《心防》、《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等;而且“五四”时期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强调“人”的觉醒的启蒙意识也在其话剧中得以继续体现,如《北京人》、《家》、《风雪夜归人》等。此外,像《野玫瑰》这类鼓吹“尚力政治”、民族、“国家至上”及“唯意志论”、“超人哲学”的剧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形式方面,国统区话剧已向着民族化方向拓展,但“他们往往不是皮相地理解民族传统,机械地照搬戏曲的某些手法,而更多的是继承、发扬传统形式的美学‘内核’,在话剧创作中灌注一种民族的精神气质”①。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话剧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这方面,田汉可谓是公认的代表,而“40年代曹禺、夏衍、于伶、吴祖光等人的剧作,郭沫若、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人的历史剧,也都出现了与二三十年代写实话剧旨趣相异的面貌”②。这种拓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在叙事方法上不再拘泥于‘点式’或‘面式’的团块状结构,而开始有了类似戏曲的开放的、时空自由灵动的‘线式’叙述法”③。如《法西斯细菌》、《丽人行》等。其次,是在话剧创作中不再追求外部冲突的紧张激烈,而更注重人物内心冲突,特别是对符合中国传统美学和审美心理习惯的充满诗意的融情于景的意境和寄情于物的意象的创造④,如《屈原》、《虎符》、《北京人》、《家》、《风雪夜归人》等剧作,另外,一些表现现实题材的话剧,诸如《水乡吟》、《离离草》、《芳草天涯》、《花笺泪》、《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等,单从剧名就可以品味到浓烈的民族意蕴和诗情风格。总之,“国统区的话剧创作……无论叙述方法或结构、场面等方面,都吸纳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精华,从而表现出一种既保持写实模式以区别于戏曲,又与民族审美传统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的风格。”①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年代较为流行的现代派戏剧,在此时的国统区已经基本上被隐匿或边缘化。 　　同时国统区话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其精神内涵、体裁,还是表现方式,均表现出相对多元与开放性特征;它既不排斥外来戏剧影响,又注重吸纳中国传统戏剧精华,表现出以本民族为主、海纳百川、自主创新的倾向。 　　如果说1937年到1942年根据地的话剧尚处于自觉地继承《古田会议决议》关于苏区文化建设的方针并自发地将其转向为抗战服务的阶段,其创作演出方式也仍处于较为多元自发地探索之中;那么,经过“话剧民族形式”讨论的铺垫,到1942年5月《讲话》的产生及随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使得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根据地)的话剧模式得以基本确立。 　　从题材内容方面来看,解放区(根据地)话剧(主要指《讲话》及文艺整风后的话剧)“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致轮廓和许多重要侧面,展现了占我国人口极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及其先进分子的形象风姿”②,这是同期国统区话剧无法比拟的。同时,人民内部与党内军内思想斗争、先进与落后、英雄人物与转变人物、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等方面也成为解放区(根据地)话剧表现的重要题材和内容。另外也不乏讽刺揭露性剧作,然而它揭露和批判的却是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如《抓壮丁》等。解放战争时期,其话剧的题材和内容继续沿着《讲话》及文艺整风的方向延伸和拓展。 　　就思想和价值取向而言,解放区(根据地)话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现代性启蒙传统,如一以贯之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尽管现实主义具有多重阐释、理解及运用的可能,它既是“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