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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与伦理学 　　 [摘 要]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中完成了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和他赋予诠释学以伦理学维度有紧密关系。只有把他的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的内涵与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为什么是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本文强调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具有伦理学维度和内涵，没有进一步涉及诠释学对于伦理学的意义这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这个方面不那么重要，也不意味着作者认为伽达默尔对于伦理学本身的研究没有他特有的成就。作者在同伽达默尔的交往中意识到，哲学即使是在今天这一解构时代也还必须把自己理解为意义的说明者与商讨者，甚至是一名意义的守护者与承担者。这不能不包含着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把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伽达默尔已经开拓了这条路径，了解和解释他的研究对我们将是大有帮助的。事实上国内也已经有人开始这一工作，本文只是表示跟进，并以此纪念他逝世五周年。 　　 [关键词]伽达默尔 哲学诠释学 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009-07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化。 　　――易经?系辞?上传 　　唯有保持想到我们的局限性，才能的防止落于荒谬。 　　――伽达默尔 　　 　　在这一题目下我们想讨论的是诠释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不过首先只是从关系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出发，选取一个有限的角度，这即是侧重于诠释学的伦理学维度。一般地说来，正是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年）最早促使我们想到了诠释学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这里促成了诠释学的一个重大转折。我们可以在他的不少文字里看到他有关的说法，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互谈回顾著作集及其作用史》这篇文字。1996年5月就伽达默尔的10卷本著作集的完峻，他的传记作者让?格伦丹（Jean Grondin）曾和他进行了长长的谈话，谈话后来以“Dialogischer Rückblick auf das Gesammelte Werk und dessen Wirkungsgeschichte”为题, 发表在格伦丹编出的一本文集《伽达默尔读本》之内。在谈话中格伦丹问伽达默尔说：“在这一著作集版完成后，您还想着手做些什么工作？”伽达默尔回答说：“我自然还乐于用一些透彻的探讨，把那一在词语和概念之间往来动作的引线确定下来。其中探讨之一将是研讨这一题目：伦理学是什么，人们从理论上就某种实践的东西进行谈论，这意味着什么。”[1]（P295） 歌德在某个地方曾写道，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一生连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伽达默尔具有这种幸福，但却可以说他极接近于拥有这一幸福，而他的可贵之处是他曾力求保持连贯，尤其是在伦理学探讨上力求保持连贯，这在一位在世生活了一百多年、经历了那百年间如此多和如此巨大历史事件的人那里，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大观。与许多在历史漩涡内颠来倒去的所谓大师和权威相反，与我们这些无根基的哲学职业匠不同，伽达默尔竟然能够渡过如此多和如此凶险的大浪，并且不丢失他的伦理学意向和情志，这不能不使人称奇和令人起敬。我们看到，他的第一本书是探讨柏拉图的伦理学，[1] （P293） 而在他的10卷本著作集完成后又把伦理学是什么作为导向性题目。 　　伽达默尔在谈话中对于自己这一早期伦理学著作表示了某种不满，认为这一著作对于柏拉图没有给予足够的、独立的估计，而把柏拉图看作亚里斯多德的准备者。他认为这是停留在海德格尔的范式之内，而海氏的范式不及黑格尔达到的见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意思的首先是在于他这一著作和他那时其他一些著作对时代的取态。在他的《自我描写》这篇文字内，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我们将不能径直说这些延续了十年的研究著作，有份量地反映了种种时代事件的震荡人心的戏剧。就我1933年以后出于谨慎而中断了一篇讨论智者和柏拉图的国家学说的较大的研究著作而言，也顶多是间接地如此。从这一研究著作中我只是发表了两个局部方面：‘柏拉图与诗人们’（1934年），及‘柏拉图的教育国’（1943年）。”伽达默尔继续写道：“这两者有它们的历史。早期的著作发挥了那一我今天也还认为是独独正确的解释，即柏拉图的理想国所阐述的是一种自觉的乌托邦，这一乌托邦更多是同斯威夫特有关，而非同‘政治科学’有关。通过置于开首的题词，这两者的发表同时也记载了我对于纳粹主义的态度。题词是：‘谁作哲学思考，就与他时代的各种观念是不一的。’”伽达默尔解释道：“这诚然是巧妙伪装了的，作为歌德的一个引语，这一引语延续了歌德对于柏拉图著作的标识。但是，如果人们先就无意于使自己成为殉道者，或者是甘愿去逃亡，这样一个题词在那个‘一式化’的时代，对于明眼的读者来说，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