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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文言文的生存机制 　　 [摘 要]现代文言文的存续并不是出于现代人日常交际的简单需要，而是反映着现代中国学人和文学家的一种复杂的精神需要，也应和着中国现代语言品格建设的文化诉求，体现着现代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力量。现代文言文的生存和在一定意义上的发展，体现出文言传统的习惯势力与白话文环境势力之间从紧张对峙到达成平衡的文化运行轨迹，体现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对文言文的情感认同和功能认同的文化心理。在文化情感认同和文化趣尚意义上写作和倡导的现代文言文，是中国现代语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任何从政治保守乃至商业运作的角度倡导的文言文，都只是现代语言文化建设中的逆流。 　　 [关键词]现代文言文 习惯势力 情感认同 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116-05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得了巨大胜利，从而占据了现代中国语言的主流位置。不过，文言文并未因一度蒙受“陈腐的”、“迂晦的”、“艰涩的”[1] 骂名便远离了现代人的交际与写作，而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它一直存续在中国人的现代书写中，以其独特的魅力参与着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化建设。 　　 　　一、 习惯势力与环境势力 　　 　　现代文言文是指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有意识地运用传统文言或改良文言进行写作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上个世纪初曾充塞于报章杂志和出版物，随着现代文化的日益普及而渐渐失去了市场，但至今并没有消失。它们是文言文，但已经不是古文。之所以将现代文言文与传统文言文区分开来加以言说，是因为现代文言文已经不可能是传统文言文在现代社会的简单复活。它始终处于愈演愈烈的新文化气息的包围中，始终处在白话文的强势挤逼下，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时代感特别强、从表述内容到词语句法都有所变异的语言面貌与形态。对于长期沉浸于传统文化和文言语境中的古文家来说，他们完全有能力写出古色古香的正宗文言，但新文化和白话文构成的语言文化环境势力愈益壮大，足以减弱他们拥有的语用习惯，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文言文写作中透露出种种现代文明和现代语言的信息。而对于热心新文化乃至倡导白话文的现代文人而言，他们积极参与白话文的写作和规范性建设，但长期的文言表达形成了深刻的语用习惯势力，有时仍构成对语言文化环境势力的抗衡，于是也常不免沉溺于文言文写作。因此，现代文言文的基本形态和生息状态，实际上体现为日益壮大的白话语言环境势力与文言语言习惯势力之间的消长、平衡关系。 　　现代文言文的写作者中较为突出的是那些长期沉浸于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抱着种种复杂情绪的文人。例如陈三立、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罗振玉等国学大师，他们可能在一定的层次上反对新文化，在另一层面上则认同新文化甚至参与宣传新文化。不过，他们对传统文言文的热忱则是共同的。文言文始终是他们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工具，但他们的文言文已经与传统的文言文拉开了距离，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并回应新文化和白话文愈来愈大的张力。陈三立是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一度乐于接受新思想，但其为文宗桐城派，李肖聃称他“自弱岁名能古文，光绪六年序《鲁通甫集》，年才二十，文已斐然”。[2] （P13213） 从《散原精舍诗文集》[3] 看，其主要代表作堪称正宗的文言散文。章太炎是晚清激进的革命家，但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以保守著称，他的《?书》以及各种时论崇尚上古文言典范。王国维与章太炎思想文化倾向相?龟酰?政治上甘当满清遗民，文化上积极引进西方学说，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对文言文的醉心痴迷，包括其引介叔本华理论在内的许多学术论著和散文，都是纯熟流畅的文言文。此外，严复、林纾用古朴雅驯的文言翻译西方文化和文学典籍，著述宏富，以此被称为古文大家，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构成了一道蔚然壮观的景致。柳亚子、苏曼殊及南社文人思想倾向于革命，也有一些白话作品，但主要习惯于文言写作。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文言作品风格高古，一唱三叹，历来被推为现代文言小说之典范。 　　这些国学大师和文学巨子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无论从意愿还是能力上看都能够写出纯粹、正宗的文言文。但是，当他们涉笔于文言表述时，西方文化、新文化和现代语汇、白话文等所构成的语言环境总是以巨大的势力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他们笔下的文言文减弱了古朴的纯正，呈现出现代文言文的时代脉象。孙中山所撰《民报》发刊词本是一篇风格古朴的文言文，尽管有“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之类的古雅句法为“立宪政体”等现代词汇作了古旧处理，但其中表述的“民权主义”等新名词，以及“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等时间概念，[4] （P33） 还是大大削弱了此文的古朴意味，而体现出难以回避的时代感。这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语言环境笼罩下文言文写作的一种必然。 　　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