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残儿的中产生活.docVIP

孤残儿的中产生活 　　大眼睛、童花头，穿着一模一样的白毛衣和白裙子，3个漂亮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扑向她们的母亲，“妈妈妈妈，刚才有个叔叔说我们是3胞胎呢！”13岁的罗来欢一笑就露出两个小酒窝，她有两个妹妹来喜、来宝，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这是个快乐的大家庭，但不寻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6个孩子都是收养和助养的，并且都身有残障。严启倩喜欢孩子们叫她妈妈。她觉得只要做这些孩子的妈妈，就可以帮助他们。可是孩子们却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她“对抗”。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严启倩、上海“新大地”酒吧的女老板，仰坐在皮质按摩椅上，黑着眼圈。来欢、来喜、来宝远远坐在桌边，嘴里嚼着午饭，眼睛时不时瞟“妈妈”两眼。 　　1998年，严启倩把这3个女孩从儿童福利院抱回家，“她们身上多少都有些残疾，所以只是进行家庭寄养，而不能收养。她们的监护权仍属于儿童福利院。” 　　严启伯和她们日夜相处了5年，“可我还是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她们的身体状况，学习成绩甚至品行，都没有向着严启倩希望的那样发展。 　　更重要的是，她每天安排车子送孩子们上学，虽然学校离家只隔了3条马路，而在母亲节时，她们都不愿意在贺卡上写些祝福她的话。她发现自己对孩子投入的感情愈来愈模糊，孩子回应她的感情也是同样的模棱两可。她觉得很累。 　　当初严启倩和孩子的合影仍挂在墙上，甜蜜欢乐，神采飞扬，可是现在的她明显地老了、憔悴了。她说她和孩子之间出现了问题。 　　 　　一 　　 　　严启倩始终认定自己是在帮助这些孩子。 　　1998年，她是儿童福利院的常客。每隔三五天，她就会去一次。福利院里两怖楼，一幢住的是健康的孤儿，一幢是残疾孤儿。每次去，她就抱着糖果、饼干、衣服、鞋帽，在两幢楼里奔上跑下。孩子们稚嫩地叫她“妈妈”。有时，她还会带其他有钱人家的太太一块儿去派发礼物。她知道孩子们在拿到礼物时是最快乐的。至少她小时候足这样的。 　　严启倩50年代末出生在香港，兄妹7人、家境很穷，晚饭通常足猪汕拌饭，想在饭里打个鸡蛋，也常常凑不出7个。她10岁时父亲去世，而在她记忆中几乎没有母爱的影子：“妈妈从没有亲热地摸摸我的脸，让我乖，听活。她最疼的是老大和老幺。” 　　她的独立性很强，自己决定，一切。20岁结婚、21岁离婚，和新男友去了美国。在她还没来得及熟悉那片土地时，男友走了，留下她一人。 　　当时，她娇咆迷人，喜欢自山，在美国6年，玩遍了欧洲。美酒、香烟和风情小镇是生活的全部，直到她回到香港嫁给丈夫罗志明。1991年，她随丈夫来到上海，日子迅速清闲起来。她可以每天花5小时去健身，每两个月必须出国做一次短途旅游。 　　如果不足在1996年的平安夜，遇见那个没有右手的10岁男孩，她可能不会成为这些孩子的妈妈。 　　当初，罗志明在―上海扬子江大酒店任部门经理。圣诞节，酒店和儿童福利院一起组织联谊活动。晚上，大人、小孩一起唱诗。严启倩拿着玩具逗引每一个小孩。她很快乐，直到她看见一个男孩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时，快乐猛地被抽空。 　　“他说想要―个妈妈。我忽然变得很伤感。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小时候，妈妈都没有抱过我一下。”后来，这小男孩成了她助养的孩子之一，她帮他取名为来福。每月，她会给来福100元零花钱。于是生活像是凭空多出了乐趣。她每周会带两三个孩子到家里玩，下周再换儿个。那些孩子都会叫她妈妈。儿童福利院一个班有30多个孩子，护理员很少，她对护理员说：“你们要是照顾不过来，我来照顾。” 　　 　　二 　　 　　1998午，罗志明与20多位香港、台湾的朋友和儿童福利院共同建立了一个“爱心基金”，筹资100多万元，专门用于救助孤儿。严启倩则开始构建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她要带些孩子回家长期寄养。 　　最初她带回了4个孩子。“罗先生利罗太太的经济条件很好，而且也很有爱心。”儿市福利院负责家庭寄养的张先生说，所以才会在他们家寄养那么多孩子。这在上海是惟一的特例，通常一个家庭只能寄养1个孩子。而严眉倩最初的想法足要领7个孩子回家，她想组建山自己年幼时的那个家庭。 　　她放弃健身，减少旅游，开始用大量时间来照看孩子。为了有亲近感，她把这些孩子的名字都改了，来欢、来喜、来宝、来来，4个名字里都透着祥和以及对自身的祝福。 　　孩子们跟随严启估住进了酒店，一个电话，服务生能帮助解决一切生活要求。家里的水果不断，巧克力和玩具都是进口的。她们手上戴着日本手表，衣服都去“太平洋”买。 　　刚来的时候，她们都长得面黄肌瘦，每天，严启倩安排她们服用维生素，还亲自下厨煲排骨汤，帮她们补钙。她忙乱的时候，双手能同时炒菜，“八菜一汤，15分钟搞定”。即使这样，“孩子接回来的头3年，还是一点个儿都没长。就是现在，朋友的孩子和来欢同岁，但要比她高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