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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研究 　　摘 要 本文基于历史考察，指出人民调解制度是由于抗战时期的政策需要以及司法调解功能的缺位而产生的，通过对抗战时期边区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产生背景的梳理，将抗战期间的边区人民调解制度和传统的调解制度比较，指出差异的存在 关键词 抗日时期 边区 人民调解制度 差异 作者简介：刘芮杉，西安石油大学思政部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301 一、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产生 （一）历史文化背景 1.传统社会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 调解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那一时期没有阶级、没有监狱、没有警察、更不存在国家以及法律，但就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因血缘关系而维系成的“熟人社会”里，在解决纷争时却有着自己维持社会秩序的独特方式。从奴隶制时代到封建时代，从西周到集封建制度之大成的清朝，调解无不继续发展，但性质已经大不相同：由原始社会的氏族规则演变为具有丰富政治目的的手段，有自发的活动便为自觉地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儒家思想对调解制度产生的影响： （1）“无讼是求”的传统观。在古代，“讼”既是当时人们眼中的道德衰微，“兴讼”也被标识为道德败坏，“兴讼之人”则更是被当时的人们视之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敌人。在“义重于利，崇义贬利”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把追逐利益的人成为“小人”，把“讼”当作是一种追逐利益的手段，把“无讼”当作是一种高尚的德道标准。因此，古代的人们羞于“讼”，耻于“利”，以为“利”乃是最不祥之物，似乎一谈及利益，人格就会从此渺小。而且，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屈死不告状”、“宁可私了不愿官了”，人们不愿更不敢诉讼，他们更希望选择一种既能解决纷争又不与传统信条相抵触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2）“以和为贵”的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都是强调整体性和群体性，在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时，主体的人，特别是个体融化在自然，社会整体之中，即使在讲天、地、人的时候，此时的人也是群体的人，而非个体的人。个体人在自然与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且无所作为的。以中庸为主导思想的传统思想文化，是以“以和为贵”作为传统社会观念运行的。这种传统处世哲学，为人民调解制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此，人民调解制度的“和为贵”更贴近于中国人的传统处世哲学，从而赋予调解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以强大的生命力 （3）“熟人社会”的秩序性。乡里是中国古代乡土社会基层公共管理行政组织，制度的建立与演变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以邻里为主的地缘；二是以宗教和家庭为中心的血缘 。所有人的生活和家庭都沾亲带故，因此，构成了所谓的“熟人社会”。中国农村制度实施道德教育作为治理的重点，发生宗教意外冲突，宗族长老不是运用严厉的惩罚手段来解决纠纷，而是使村民转移到理性与和平的方式来教育当事人解决纠纷。只有那些不能调解的矛盾交给县级以上政府解决。因此，以平和及说服教育解决争端的方式更受农民欢迎 （二）现实客观背景 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产生的政治基础： 1.国民党腐朽统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时期，继承了民间传统习惯，依法建立了调解制度。1929年，胡汉民提出《民事调解条例》草案原则，要求确立法定调解程序 。立法院根据胡汉民提出的原则，制定《民事调解法》，由国民政府于1930年1月20日公布实施。但由于内忧外患等等一系列原因，这些法规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究其原因，除了新法律远不如旧道德深入人心；法律的铁面无情有违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此外，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政策，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专断”的统治。主要因为国民党中央建立的立法院，并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掌握立法大权，而只是一个单纯的立法机构而已，虽然能够建立一套法律体系，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中央。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是党治，也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司法也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公开提倡“司法党化” 2.共产党民主管理下的边区人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始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司法制度。由于边区政治经济利益和价值观模式更加多样化，情况是非常复杂和混乱的，也难于管理，因此建立新型的司法制度是必然的。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和积极提倡解决民事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而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真正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法律本身。笔者认为，最终的政权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除了国民党的腐朽以外，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群众路线与民主政策，是击败国民党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