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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分成、财政激励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摘要：财政激励一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之一，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文章研究了财政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U型”，即当税收分成率较小时，财政收入的边际效应大于损害经济的边际成本，此时财政激励的加强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攫取，损害企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当税收分成率较大时，财政收入的边际效应小于损害经济的边际成本，此时财政激励的加强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援助，促进企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的产权性质而产生异质性 关键词：财政激励;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发展方式;税收分成 一、 引言 本文关注财政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被学者诟病的一个方面是，其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积累，而忽视了创新和管理方面的提升。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我国企业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的具体要求。而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集中体现为企业能否从劳动和资本促进增长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的方式。鉴于此，本文研究财政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在财政激励的衡量方面，吕冰洋等（2016）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使用税收分成比例作为衡量财政激励的指标。相比以往研究中使用财政分权度指标作为衡量，税收分成比例指标更加准确，且更明确的反应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大小。因此，本文借鉴吕冰洋等（2016）的做法，是用县级政府增值税分成率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大小的指标，以此为基础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仅从财政激励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影响，当然，除了财政激励以外，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和约束机制也会影响地方企业的发展。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官员约束机制三者相辅相成，如何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和约束机制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2000年～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与理论假设保持一致，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财政激励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给予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除去引言，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实证模型设计;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实证模型设计 1. 数据与变量 （1）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2000年～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县级财政数据。其中，工业企业数据来自2000年～2007年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增值税分成率数据来自2000年～2007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①按照Brandt等（2012）的处理方法，根据企业的法人代码、企业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不同年份的企业进行匹配。②在匹配样本之后，对缺失主要变量和存在明显错误企业样本进行了删除。删除了缺失总资产、职工人数、工业总产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以及企业的开业年等重要指标的样本;删除企业总产值、企业的各项投入、职工人数、工业中间投入合计、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净值为负的样本;删除了总资产小于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小于企业流动资产以及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样本;删除了销售额小于500万、固定资产原值小于100万、总资产小于100万和职工人数小于8人的样本。③参照Brandtet等（2012）的做法，?算了企业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投资指标，并使用相关价格指数对所有指标进行了消涨处理。④剔除了县级重要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删除一些不符合逻辑的样本。⑤为了避免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删除了各指标上下各0.5%分位数的样本。最终，本文得到了2000年～2007年来自2 413个不同县（市）的297 827家企业共983 369次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2）变量定义 ①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使用OP方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测算方法见本节第二部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县级增值税分成率变量（VATshare），代表县级政府所受到的财政激励的大小，该指标由《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的县级增值税收入与其所征收的增值税额相比计算得到 ②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是否进行研发支出的虚拟变量（Drd）、企业是否进行出口的虚拟变量（Export）、企业年龄的对数值（Ln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