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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 　　[摘 要]随着我国乡村旅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开发的组织机制问题越发引人关注，女性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女性村官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决策作用日渐显著。因此，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乡村旅游开发组织机制问题，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在改进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框架，以282位湖南女性村官的调查问卷为数据来源，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女性村官对于借助旅游开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参与行为意向较高；（2）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以及参政特征3个变量对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06、0.258和0.250，其中，主观规范影响最大；（3）女性村官参与旅游开发的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参政特征变量间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变得更为复杂，这与已有计划行为研究不同。 　　[关键词]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参与影响机理；女性村官；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54-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1 　　引言 　　乡村旅游不仅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最佳途径。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主导下，我国乡村旅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我国乡村旅游实际完成投资2612亿元，同比增长60%[1]。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2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4400亿元，从业人员790万（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 [2]。乡村旅游不仅在市场需求数量上有了巨大的飞跃，而且在产品供给类型上也有了较大的丰富，各类乡村旅游经济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基础接待服务设施逐步完善。然而，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管理机制仍不健全，组织水平还不高，尤其是对女性村民参与机制的考虑严重不足，这将成为我国乡村旅游深度发展的硬性约束，影响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女性参与旅游发展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3]。1995年，在美国人类学家Gagle的社会性别概念基础上，女性人类学家Swain建设性地提出旅游中的社会性别问题[4]，这为旅游业发展中深入思考性别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实际上，女性与旅游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自旅游业诞生之后便存在，从旅游产品属性中即可窥见，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指出，旅游业中有近一半的女性就业者，在餐饮服务和旅馆住宿服务中甚至高达90%。社会性别问题分析在旅游研究中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5]。女性与旅游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初表现为女性在旅游发展中的被动参与，在旅游目的地实践中，旅游发展给女性提供了就业，增加了经济收入，从而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提升[6-10]；Timothy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既是旅游的生产者，又是旅游的消费者[11]，其还是社区规划参与中的重要成员[12]。旅游发展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思想意识影响尤为深刻，她们接受各种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变得更重视自我教育与提高，主体意识和自立能力不断得到提升[3，5，8]；除了旅游业的正面影响之外，商品化、大众化也使少数民族妇女文化以及妇女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与污染[3，13]。然而性别关系在旅游发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4]，这种女性与旅游业的互动关系逐渐表现为女性主动角色的转换上，女性在民族旅游发展中主动保护并传播传承民族文化[3，6]；更有部分女性通过参与旅游，逐渐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活、社区与乡村管理，女性政治参与度明显增强[10]。在旅游发展初期，目的地女性被动地接受旅游带来的冲击，但随着人们旅游发展意识觉醒、旅游服务管理技能提高，女性开始主动适应、参与并积极影响旅游发展，这种互动关系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是隐蔽而深刻的。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同样存在这种互动关系，且表现得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旅游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就业途径、学习机会、角色转换，而且是因为乡村旅游开发中天然的女性属性需要。相对于城市旅游，乡村旅游是以提供自然生态环境、原始农业文明、乡村自然教育为产品和服务的农村生态旅游。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的关联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从女性的视角看待生态问题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女性因其创造生命、抚育生命的特殊历程，而对生命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她们对生态行为空间的观察会更细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