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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是一家”到“别是一家” 　　摘 要： 词作为后起于诗的一种文体在经过了唐代漫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后，到了宋代已初具规模。苏轼提出诗词“自是一家”的观点后，词在风格和题材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紧接着，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促进了文人对词体的进一步思考。那么，到底是谁的观点更符合词体发展呢？ 　　关键词： 宋词 自是一家 别是一家 苏轼 李清照 独立文体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由此可见，词作为一种较诗歌后起的文体，在宋代发展到了高峰，它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正如诗歌之于唐代。 　　词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词的创作，从初唐开始就有相关记载。到中唐时期，律词已经开始“批量生产”。词发展到晚唐，经历了从敦煌曲子词到中唐文人词再到晚唐五代文人词的阶段。虽然词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过程，但是词的风格在此间并没有确立。唐代那些较早进入“词学”领域的文人，如戴叔伦、刘禹锡、白居易等。他们仍是以“诗心”写词，在创作心态上仍然沿着言志抒怀的惯性思维运行,还没有对词的独立文体具有自觉意识。因此，唐代律词虽在创作上已经初具面目，但在意境上，诗化的色彩还比较明显。直到五代后蜀时期，赵崇祚辑录了唐末五代18家词500首，编为《花间集》，才正式确立了词的风格。从词集的内容来看，虽题材广泛，囊括了边塞征战、咏史怀古、离愁别恨、咏物写景等等，但500首作品中却有十之七八是描写闺阁艳情，从词的语言来看，用词大多色彩浓艳，富有脂粉气息。于是，“香艳”便成为了词的代名词。 　　词发展到宋代，一方面宋代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发展，为词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需求。同时，词体以其富于张力和弹性的特质，以及其题材的香艳性、情调的柔媚性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涟漪，取代了近体诗抒情的功能，成为那个时代表达缠绵细腻情感世界的最为“惬意”的文学形式。但是，虽然词的创作在那个时代风靡一时，词却被写词的人和读词的人一同看轻。宋代文人的这种“既好之又贬之”的态度，不得不令人感到奇怪。不过细究起来，原因并不难理解。词自产生之起，就具有娱乐性。词的这种娱乐性又被花间词人抹上了浓艳的脂粉味，以致后来的人认为：“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述》）。于是，以“香艳性”为代表的词自然与传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等正统文学站到了对立面，形成“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但是，词又由于它形式和题材上的特殊性可以更方便，更自由地抒写人类精神生活中那些隐秘、幽微、真率的感情。于是乎，宋人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表达方式，即“诗词分疆”：宋人用诗文表达自己文人士大夫的政治情怀，同时，又用词来宣泄人性中的本真情感。明代陈子龙说：“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终宋之世无诗。然宋人亦不免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惆怅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工，非后世所及。”（王介人诗余序），陈子龙对宋诗的评价固然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创作情况。然而，不少人并不想看着词就这样发展下去，他们极力想改变词的这种“词为艳科”的形象，这时候，苏东坡出现了。他对词的改造，翻开了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页。 　　一、从“自是一体”到“自是一家” 　　词发展到宋代，继承了花间词的艳和南唐词的雅。此时的文人词既艳又雅。随着词的主体性开始萌生，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开始在词中融入自我情怀，表现高雅的情趣。比如晏殊，欧阳修。柳永则双管齐下，一方面继承了花间词“应歌而作”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注意在诗中融入自己的感情，形成了其特有的以俗为美，雅俗共赏的特点。这里的俗是通俗，世俗，是“凡饮井水者皆咏柳七郎词”的俗，而“雅”则是语言上的雅，从而被王灼称为“自是一体”。苏轼则戏称这种“以俗为美”为“柳七郎风味”。 　　但是，正如许多士大夫文人一样，苏轼是看不起词的，他对词有若干并不恭敬的称谓，如以“余技”称张先词，称欧词“犹小技，其上有取焉者”。苏轼的词作在他的全部文字中只占一小部分。但他对词的创作态度也有严肃的一面，那就是对词体的改造。这也是他对词这一文体认识的矛盾统一：既然词“小”“微”，所以既可以拿其施以笔墨游戏，亦不妨对这种文体进行一番改造。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把自己的词作与柳词作了比较：“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由此，他提出了词“自是一家”的观点。他的这个“自是一家”其实就是他自己“无适而不可”创作思想的实践。他提出“词为诗裔”，想极力扭转柳永那种没有“气格”的词风，追求情与志的一体化。为了推广自己的这种主张，他采取的方法就是“以诗为词”。以诗为词，即将诗歌的创作方法融入到词的创作中，包括内容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