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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人》的女性主义探析 　　摘要:新西兰当代毛利女作家克里?休姆的代表作《骨头人》在出版的第二年即获得布克奖,备受国外批评家关注,但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稀少。在国外评论家的研究中,女性主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视角。本文分析了小说女主人公克勒温的形象,认为小说塑造了一个受女性主义影响并具有“雌雄同体”特征的女主人公,但《骨头人》本身并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 　　关键词:《骨头人》;克里?休姆;女性主义;雌雄同体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3-0071-02 　　 　　《骨头人》(The Bone People)(1984)是新西兰当代毛利女作家克里?休姆(Keri Hulme)的代表作。小说一出版就被毛利读者抢购一空,博得广泛好评,第二年即荣获布克奖――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就其思想深度、艺术成就乃至篇幅而言,《骨头人》在新西兰文学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虞建华276)。 　　然而对这位毛利才女的代表作,国内学者少有研究。《新西兰文学史》中探讨毛利文学的成就时对休姆及该小说有所介绍,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新西兰文学及毛利文学的学术论文中对该小说有所涉及,但对小说的系统性批评还是块处女地。纵观国外,学者多以毛利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冲突为切入点进行文化研究,亦有对小说的主题进行探讨。女性主义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女主人公克勒温(Kerewin Holmes)的形象,运用女性批评家所述鉴定女性主义文本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骨头人》长达400多页,勾勒了三个被社会排斥的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女主人公克勒温是白人和毛利人的混血后裔。她曾经是个画家,退隐后住在海边的一座塔里与世隔绝,并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小说的男主人公乔是名毛利工人,他在一次轮船失事中救起了失去双亲的白人孩子西蒙,并收养了他。克勒温与他们相识后,三人出于各自的需要生活在一起。这样,一个白人,一个毛利人和一个混血儿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一起卷入了各种生活的纠纷。然而,由于个人经历、气质、文化和种族上的不同,这个小团体终于不欢而散,3个人都成了受害者:西蒙住进医院,克勒温身染重疾,而乔锒铛入狱。但小说最后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他们各自经历了深深的痛苦后,相互取得谅解,重归于好。克勒温也与她的家人和好,而乔也接受了自己的毛利传统。 　　《骨头人》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女性主义、单亲抚养以及虐待儿童的主题……”①。然而亦有批评家对此提出了异议,最著名的要数新西兰小说家、诗人兼批评家C.K.斯特德 (C. K. Stead) 。在1985年所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斯特德认为《骨头人》中的女性主义不够明显,唯一显著的标志就是该小说有个坚强活跃的女主人公②。 　　到底何种文本才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呢?评论界对此观点不一。美国当代作家瑞吉斯特(Cheri Register) 认为女性文学必须至少具有以下功能之一: “充当女性的平台,有助于实现文化上的雌雄同体,提供角色模型,推动姐妹情谊(sisterhood),以及促进女性意识的提升”③。《骨头人》中有关联的要数雌雄同体的问题。因为在小说中,叙述者曾将克勒温描述成雌雄同体。“她(克勒温)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女人。结实而又绷紧,她是过去或未来的一个人,雌雄同体的一个人”(Hulme 187)。“雌雄同体”(androgyny),又叫“双性同体”,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的文学观点,它既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中的重点概念,也是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女性主义名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伍尔夫指出了她心目中理想的创作心态: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的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性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适意的状态是当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上相互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如果一个人是男性,他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性,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的男性因素沟通对话。柯勒律治曾说,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的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尽管“雌雄同体”最初是指作家创作或曰艺术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但伍尔夫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对此进行了实验性探索,一反传统人物性别刻画的模式创作出了一些女性特征浓重的男性人物和男性特征浓重的女性人物,表达出她对雌雄同体状态的期许。在《奥兰多传》中,伍尔夫创造了文学史上独特的进行性别转换的奥兰多,而《夜与日》中的玛丽小姐则既温柔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