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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角度谈思维模式对语篇翻译影响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祝酒词的译文与原文对比发现，由于受不同思维模式的影响，译文对尼克松的形象已经做了“中国化的”处理，这是无形中受到了翻译目标语传统文化的制约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的必然结果。本文尝试从跨文化角度探讨东西方思维模式对语篇翻译的影响，目的在于揭示译文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差异，理解思维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作用 关键词：思维模式 语篇翻译 跨文化 “中国化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对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语言决定论”（以W.Humboldt,E.Sapir,B.L.Whorf为代表），另外一种是“思维决定论”（以J.Watson,E.Jakobson为代表）。两种观点对于语言和思维孰先孰后的争论旷日持久，但语言和思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脱离了语言的思维“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证其实”，而“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是语言生成的哲学机制”（李瑞华，1999：40-41）。由于受历史发展、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民族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模式，这主要体现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特别是在语篇的组织和结构上。翻译作为将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的媒介，是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本民族语言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在翻译目标语中渗透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这样难免会造成交际的失误 二 汉英思维模式差异及其语言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由于受东西方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汉英思维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语言观上，就形成了东方整体性哲学观与西方分析性哲学观映现下的中西方不同的语言观，即二元补衬的辩证思维与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这种语言观必然会反映在语篇翻译中，因为翻译就是不同语言的转换 中国传统哲学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谐统一。在哲学思维上，中国强调“天人合一”、重“和谐”，求整合，重直觉，偏重感情和集体主义观念，是一种二元补衬的辩证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上，便是汉语以“意”统领全文语篇，注重结构和功能的投射和整合。相比之下，西方的哲学主张“天人两分”，重对立，重理性，重个体，求独立，形成了从整体到个体的分析思维模式，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但往往忽略事物的整体联系，是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这反映在语言的表达上就是英语句子体现了西方思维模式的精确性、严密性和逻辑性 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会导致各自语篇组织结构的差异。译者往往在不同语篇的翻译中，由于受本民族思维模式的影响，把本民族的思维模式无意识地移植到目标语篇中，译者“在理解原文时，可能有刻意的偏差，也可能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即使是理解原文的过程，本土文化的拉力仍然要比一般人想象中来得强烈。”但是，“文本一旦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就可以让意义随意扭曲，进而使读者接受（作）译者的意识形态。于是文本的历史语境遭到了忽略，原作者的意图就边缘化了。”（孔慧怡，1999：10；孙艺风，2003：4）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思维模式不仅影响语篇的组织结构，还潜意识地影响着语篇翻译。我们可以从表达习惯、价值观念和权力距离这三个方面清楚地比较出东方思维模式价值观参照下的语篇表达与西方思维模式价值观参照下的语篇表达的差异：在表达习惯上，东方注重集体主义的表达习惯，用“我们”来思维，用高语境的方式进行交流；而西方注重个体主义的表达习惯，用“我”来思维，用低语境的方式进行交流。在价值观念上，东方以群体的价值观来思考问题，重集体的观念、突出领导的作用；而西方注重个体的价值观念，以个体价值观来考虑问题，重个人的独立、突出个人的作用。在权力距离上，东方权力距离上差异较大，以感情为取向，重直觉；而西方在权力距离上差异较小，体现民主平等的思想，重理性 下面就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祝酒词的译文与原文对比分析为案例，来探讨不同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在语篇翻译中的地位，揭示思维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作用 三 尼克松访华讲话的祝酒词翻译个案分析 尼克松访华时的讲话已经被作为第一手的语言文献资料出现在大学文史类科目教科书中，其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若仔细分析尼克松访华时的讲话原文和译文，就会发现尼克松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已经被当时的专业人员译成中文之后悄然改写，尼克松的形象很显然已被“中国化”，从而出现了意义上的“失真”(这里的失真并不是内容上的表达失真，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失真） 原文：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 guests,I wish…I particularly want to pay tribute,not only to th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