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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启超屈原及楚辞探究[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刨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屈原研究；楚辞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76-05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大名鼎鼎的学者。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特别是晚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写作了大量著作(后编为《饮冰室合集》)，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及学术研究新风气的意义。在屈原与楚辞研究方面，他先后写了《屈原研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重要著作，同样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在回顾20世纪屈学和楚辞学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首先注意到梁启超先生在此方面的杰出贡献。因此，本文拟就其相关著作以全面评介和论述 一、梁氏的《屈原研究》 《屈原研究》是梁氏1922年11月3日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学时的讲演稿。后编入《饮冰室合集》，为《文集》第39卷之一。在此文中，梁氏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欣赏屈原作品的新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 全篇约15万字，分为七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作者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诗经》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欲求表现个性的作者，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由此即可看出梁氏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新异处，即把屈原作为文学专家，把他的作品作为表现个性的纯文学作品来研究，并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其开山祖的崇高地位，这就给学人以新的启示。梁氏在本节着重考释了屈原的生平经历，他据《史记》传文大略推算，认为屈原“该是西纪前三三八年至二八八年间的人，年寿最短亦应在五十上下，和孟子、庄子、赵武灵王、张仪等人同时”。因为“假定屈原做左徒在怀王十年前后，那时他的年纪最少亦应二十岁以上，所以他的生年不能晚于西纪前三三八年”。又据《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和《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印证传文，“假定认这两篇为顷襄王时作品，则屈原最少当西纪前二八八年仍然生存”。梁氏简略说明了屈原合纵摈秦的主张和见疏被逐的经过，认为“屈原当怀王十六年以后，政治生涯像已经完全断绝”，“他脱离政治生活专做文学生活，大概有二十来年的日月”。又通过排列考释屈作中有关地名及描写景物的辞句，推断屈原除在郢都、江复、洞庭、沅湘住过外，还可能到过庐山和衡岳等地。因《招魂》有“路贯庐江”之语，而《涉江》所谓“峻高蔽日霰雪无垠的山，大概就是衡岳最高处了”。因此他设想屈原“独自一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学，谅来就在这个时代大成的”。屈原的家庭状况从其作品中一概看不出，也表明“他放逐到湖南以后过的都是独自生活”。这些说法，较为新颖 在第二部分里，作者论述了楚辞产生的背景，并对屈原作品的篇目及各篇的性质作了阐说。梁氏认为，战国时代“文化正涨到最高潮”，“哲学的勃兴，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而楚辞“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是因为当时的楚国人才由“蛮夷”同化为“诸夏”不久，“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屈原“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又曾出使齐国，受“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关于屈原作品篇目，梁氏认为应从太史公之说，将《招魂》“归还屈原”，而《九歌》末篇《礼魂》“当是每篇末后所公用”，不能算作一篇。这样合起来也与《汉志》“二十五篇”相符。关于各篇的性质，梁氏认为《离骚》当是“最初的作品”，”好像一篇自传”，“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传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天问》“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其“对于万有的现象和理法怀疑烦闷，是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九歌》“含有多方面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九章》“把作者思想的内容分别表现，是《离骚》的放大”；《远游》“是屈原宇宙观人生观的全部体现，是当时南方思想之现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