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电视类讲坛节目渐趋冷清的原因.docVIP

试论电视类讲坛节目渐趋冷清的原因 　　摘 要： 电视讲坛类节目渐渐冷清，其原因要从传播五要素进行一一探讨。从与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中可知，电视讲坛类节目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存在着必然走向沉寂的原因。 　　关键词： 电视类讲坛节目 大学课堂教学 沉寂原因 　　 　　电视讲坛类栏目起始于湖南卫视1999年10月开播的《新青年》(后更名为《千年论坛》)，2000年，凤凰卫视开《世纪大讲堂》栏目，随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播《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播后反应平淡，收视率于科教频道中也列于末位。但随着刘心武《新解〈红楼梦〉》和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的开播，《百家讲坛》收视率节节攀升，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乃至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连讲坛的老师们都成了明星，甚至还有一批粉丝，如“乙（易中天）醚”、“丹（于丹）皮”、“群（王立群）众”等。《百家讲坛》的兴起促使很多电视台都相继办起了讲坛类栏目，如北京卫视的《中华文明大讲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山东卫视的《新杏坛》，陕西卫视的的《西凤开坛》，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等等。但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降低及热潮的退去，其他一些电视讲坛类节目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了。 　　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在传播的诸多要素中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电视类讲坛节目红火的时候，人们经常拿它和大学课堂教学作比较，希望大学课堂教学能像电视类讲坛节目一样。因此，本文拟以传播学五要素即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受众、传播效果为点，通过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以期窥探电视类讲坛节目渐趋冷清的原因。 　　一、传播者 　　电视讲坛类节目的主讲者和大学课堂的讲授者虽然都是大学老师，但“讲坛”和“讲台”位置的不同使其身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即使同是站在“讲坛”上的教授，因制作人初衷的不同，教授的身份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制作人把履行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的教授和“讲台”上的教授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如果制作人把收视率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份就难免带有浓厚的商业意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博得观众、听众的认可，使收视率提高，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事先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尤其是经过后期制作加工过的，他们俨然成为在电视台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安排下甚至“绑架”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台的广告人和招揽者，类似说书人。而在“讲台”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上背负的是强烈的教书育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主要任务是进行知识的有效传播及对学生能力的适当启发和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分配给学生的启蒙者和引导者，他们的教案也许是课前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不受导演和台词的约束，根据课堂具体情况，他们可以灵活地对课堂进行安排。这样看来，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二者的“生命力”自然可知。 　　二、传播内容 　　在传播内容上，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侧重于故事性，是一种消费产品；而大学课堂教学侧重于学理性，是能让人受益终身的。前者注重悬念，后者关注理念；前者注重前卫，后者关注权威；前者以感想售卖，后者以思想育人。例如，《百家讲坛》的制胜法宝就是悬念，它把故事与情节放在重要的位置。万卫说：“我们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1］P33显然，《百家讲坛》已成为传统文化的“故事会”。在选题方面，太专业的都不能通过，专家的选题必须通俗，有故事可说。当然，电视类讲坛节目的内容往往通俗易懂，易于接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学老师借鉴的。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1］P64然而，“简单化”、“傻瓜化”应该仅仅限于形式上，如果为了“使它简单、傻瓜”而对讲述内容进行曲解，使传播内容本身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那么这类传播就是失真的了。例如，对于于丹将《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小人”解释成“小孩”，学界就有很多批评。 　　另外，电视讲坛类节目可以依靠后期制作消除所有的缺点，是定制式的。而大学课堂教学虽然也要尽量与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授课过程中，其随机性、自由性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内容要根据课堂实际情况临时发挥或灵活处理，可以说是定制与灵活的统一。 　　还有，相对于授课内容广泛的大学课堂，电视讲坛类节目在传播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更多地集中在历史文化、文学经典等人文社科类题材，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少。历史、文学知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故事性，适合用有声语言现场演绎，对观众很有吸引力，而且不要求观众必须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主讲人和观众之间不会存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