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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特区”的一场大论战 　　“特区不特”争论始末 　　 　　记得小平南巡时，我还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小平南巡的接待工作是我具体安排的。小平南巡后，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问题都解决了。深圳姓“社”，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票等都可以试。这下把改革开放的路确定了，把大家长期积闷在心中解决不了的所谓深层次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无论是理论还是认识上的。 　　那时深圳开始提出深化改革，从南巡后，不只深圳，全国都掀起了改革开放建设的热潮。深圳的劲头更足了，开始重点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4年3月，一场争论开始把对象锁定深圳特区。有学者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再享受优惠政策，认为这样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 　　到1994年6月，这位学者在中央党校讲“中国地区差别问题”时，第一次把“特区不能‘特’”的观点公开，认为凡市场经济就该全国一个政策，这才叫公平竞争。这恰恰迎合了其他地区一些领导人的情绪，尤其是当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引起了共鸣。一场对特区发展起波澜的争论开始了。 　　起因是后来有记者采访我，问我的看法。我当时就说“是小平同志倡导建立特区，现在如果说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我是东北汉子，用东北话讲叫‘埋汰人’。” 　　当时记者就如实写了。之后香港报纸登了，全国都知道，这位学者也看到，又发表言论，争论就开始了。 　　当时深圳特区报总编辑吴松营，说我们要回答。我觉得可以。特区报发了《办特区是搞特权吗》等3篇文章。前两篇是我修改定稿的，第3篇是我写的，署的笔名。最后各地支持我们的也有很多。论战直到当年秋天才停止。 　　 　　为何要思考所有制 　　 　　之后对于深圳特区，大家更关注的是一心一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我当时的观点是，要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怎么实现呢？主要实行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制。 　　当时深圳的试验已经在进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生产资料占有社会转变之后，开始崭露头角。中兴通讯起初是国有企业，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资产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公众流通股，占到38％。 　　1996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那时国家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总是跨不过生产资料占有的问题。我认为是时候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动刀子了，回避不了了。我是总结深圳的经验，希望上升到理论。3个月我计划写4篇文章。一篇写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发表了。第二篇写香港回归和我们的对策。当时香港就要回归了，深圳该如何抓住机遇。第三篇写中国区域经济怎么协调发展。我当时收集了很多资料，研究美国等大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主张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政策倾斜和产业倾斜相结合，既要有地区政策倾斜，也要有产业倾斜，对不同地区和产业给予不同的、适当的优惠政策。 　　我当时准备写的第四篇论文是《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总结深圳这方面的经验。我认为，为适应中国已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除公有制与私有制外，可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论文遭到口诛笔伐 　　 　　快毕业的时候，这个论文已经修改了5、6稿，当时中央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参加完会后，我又加了第10部分，上层建筑怎么适应经济基础。谁知道第10部分还没加进去，之前的论文稿就已经传出去了。因为当时这个论文要给老师看，同学们都很感兴趣，就这样传出去了。 　　我回深圳了，1997年上半年，北京就开始掀起批我这篇毕业论文的高潮。北京开批判会，完了写按语，写得非常严重，说“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说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当时我就蒙了。 　　紧接着，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学会，上海社科院退休的领导等3个负责人就联名写信给中央告状。之后又有5、6篇文章，都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加了20多个罪名。2月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上，有篇《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说我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 　　 　　江泽民: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 　　 　　1997年4月，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外屋客厅里，找我谈话，就是讨论这篇文章。 　　他见到我就说：丁关根(当时中宣部部长)把批你的文章都收集起来给我，我一看把你骂得很厉害。我就问丁关根，厉有为究竟说了什么。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