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易效率和中国城乡差距.docVIP

论交易效率与中国的城乡差距 赵红军/尹伯成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201600；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p90-97 　　[摘要]从交易效率视角考察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一个可取的理论尝试，它能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中国的情形具有特殊性，表现为特殊的交易效率结构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从这一视角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可发现，中国的城乡差距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更多地表现为人为的、外生性的城乡差距。解决的办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经济体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厉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 　　[关键词]中国的城乡差距；交易效率；城乡二元结构 　　[作者简介]赵红军（1970-），男，陕西白水人，上海外贸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尹伯成（1936-），男，江苏宜兴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获得教育部2005年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机制与途径以及复旦大学金秋项目资助。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已引起很多经济学家关注（如赵人伟，李实，1997；李实，2002；Ding，2002；蔡，杨涛，2000），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缩小，相反却出现了不断扩大、日益尖锐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长期跟踪发现，中国的货币性城乡差距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不断拉大趋势，从当时的1.8上升到现在的3.1.如果再考虑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非货币性因素，中国的城乡差距可称为世界之最[1]. 　　城乡差距何以形成？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2-p7]这表明，劳动分工程度的差别是导致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力差别的重要原因。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1954）、兰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 ，1961）、乔根森（Jorgenson ，1961）、瑞（Ray ，1998）等认为，农业部门使用的是劳动密集型、工具简单的生产方式，非农业部门使用的是资本密集型和复杂工具；农业部门以家庭作为组织生产的模式，总产出按家庭成员分配，非农业部门以企业作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总产出按工资和利润分配，正是这些特征和差别造成了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 　　库兹涅茨（Kuznets ，1955）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的研究均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一开始趋于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将进一步缩小，二者之间呈倒U 型关系。杨小凯（1993，2000，2003）、Yang and Rice （1994）等研究也表明，城乡差距起因于城市和乡村产业的劳动分工差别，而这种劳动分工的差别则受制于不同的交易效率。农村人们居住分散，与城市距离远，所以农村的交易效率低，而城市人们居住近，相互间距离近，因而交易效率高，这种不同的交易效率差别将导致城乡差距自然出现，但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这种差别就会自然消失[3][4]. 　　本文认为，从交易效率视角分析经济发展和城乡差距是一个可取的理论尝试。第一，它能够综合考察各国的交通、地理、区位、通信、基础设施等交易效率硬条件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也能考察法律制度、社会诚信、开放程度、人文传统、制度改革等交易效率软条件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为研究不同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第二，在交易效率框架内，不同经济体制的差别和经济发展差别就是它们交易效率软条件或硬条件的差别，这样就为如何消除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选择怎样的改革政策和目标路径提供了十分清晰的政策建议[5-p29～60].下面将从这一框架出发，先论述我国交易效率结构的特殊性，接着以此为视角对1949年以来我国交易效率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进行经验考察，以证明这一框架在分析中国情形时的适用性，并试图为如何消除我国的城乡差距给予政策启示。 　　二、交易效率分析框架与中国情形的特殊性 　　（一）交易效率分析框架 　　按交易效率分析框架，影响一国经济发展速度快慢、质量好坏的各种因素可划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交易效率硬条件，一类可称为交易效率软条件。前者主要取决于地理区位好坏、交通、通信、网络技术改进、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等，后者主要取决于一国法律制度、产权制度、诚信传统、经济开放程度、银行体系的竞争性、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和贸易体制等，见图1所示。 　　在经济发展中，这些交易效率硬条件和软条件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们是经济人进行生产、经营和交易活动的重要社会基础设施，不仅影响经济人生产、经营和交易活动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