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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迷惘的边缘 　　摘 要:西方文学不懈探寻的“女性意识”,在《情人》中的“我”和《紫色》中的茜莉二人身上尤为激烈,她们具有相同与不同的地方,本文将两者的家庭背景、女性意识的觉醒、情爱中的慰藉和最终的归宿进行对比,总结她们在整个女性意识的嬗变过程中,带给读者同情和震撼的同时来探寻她们超越自身主体心灵束缚的成长历程。 　　关键词:“我”;茜莉;女性意识;嬗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1-0046-01 　　 　　爱丽丝?沃克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她的代表作《紫色》提出了“妇女主义”,主人公茜莉在各种不同的遭遇中不懈追求,为当时的黑人女性走上独立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本文将通过《情人》中“我”和《紫色》中茜莉的家庭背景、女性意识的觉醒、情爱中的慰藉和最终的归宿进行比较,总结她们在最终的归宿中获得了对于自身心灵束缚的超越,并着力探寻她们在女性意识的嬗变过程中,所获得的人生价值,以及探求广大女性怎样才能真正走上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仅是自身获得了独立,而是要给全世界的女性追求着适合自己的人生轨迹的道路上指明方向。 　　 　　一、家庭背景的影响 　　 　　《情人》中“我”生活在充满痛苦的家庭中,母亲因为投资失败,变的灰心失望,母亲绝望的心情渗透着整个家庭,母亲越来越疏远我们,母亲毫不隐晦的偏心也给“我”带来无尽的苦楚,家庭除了使“我”觉得没有慈祥的母爱,还使“我”倍感紧张与恐惧,还有被母亲宠爱着的大哥哥,大哥哥像一头野兽,欺辱着“我”和我的小哥哥,小哥哥整日以泪洗面,担惊受怕,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已深入到我们的内心,我想拯救我的小哥哥,我“想杀人,我那大哥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①“我”从骨子里鄙视这个家庭,家庭为“我”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紫色》中的茜莉在所生活的家庭中所受到的创伤要比《情人》中的“我”更为凄惨和悲凉,茜莉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幼年就遭到继父的强暴与摧残,生下了两个孩子,却不能抚养孩子,眼睁睁的看着刚生下的孩子被无情的抱走,在家庭里受到了非人般的待遇,继父强迫茜莉退学,承担所有家务,母亲去世后继父又娶的情况下,便像打发牲口一样把她给了阿尔伯特,就这样茜莉就像一件东西被要了去,茜莉到了新的家庭,所受的痛苦更是无法诉说,她成为阿尔伯特的发泄性欲的工具,使唤的女仆,随时可以拿她出气,打骂她,在这样的两个家庭中,茜莉都是以奴隶的身份存在着,此时她的身上有着更为浓烈的悲剧性,比起《情人》中的“我”更能取得读者的同情,但是两者的共同性在于家庭给两位女性在以后的思想认识上提供必要环境土壤。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情人》中的“我”在这种家庭背景下,她渴望着亲情、温情,因此当她看到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且很富有的“中国情人”时,她并没有拒绝他,但也没有一味的被动接受,相反的她主动提出一些要求,并在以后的交往中不时的处于控制地位。她毫无顾虑的在情人身上索取温情、热情,要的是摆脱家庭的束缚,作为当时的女性来讲,我认为更准确的定位是她自身主体的女性意识正在苏醒,她想要冲破这样的社会环境,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此她已把自己的追求付之于行动,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大胆接受了“情人”,尽管这么做她违反学校的规定,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她将不会被这样的父权社会所接受,被人认为是个“小娼妇”,她自己一点都不在乎,她了解自己的需要,她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紫色》中的茜莉在继父的家里不敢反抗,她也没打算反抗,后来到了新的家庭中,她想追求自己想要的,却一次又一次的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给孩子们梳跳蚤时,她背对着阿尔伯特讲话就换来无情的一巴掌,与妹妹的生死离别更让她感受到男人的权威,正在茜莉感到迷茫又认命的同时,改变她命运的人物出现了,阿尔伯特的情人――莎格,她告诉茜莉:“你必须把男人的影子从你的眼珠里抹掉,你才能看到一切东西。”②此时,茜莉崇拜莎格那种自强自立、敢做敢为的精神,这正是茜莉对理想中自我形象的渴望。 　　《情人》中“我”和《紫色》中茜莉她们都在此刻认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了寻求心灵的空虚与情人走到了一起,茜莉把莎格当成自己的崇拜对象,“情人”和莎格成为“我”和茜莉在思想认识进步的关键人物,两个人物的存在成为“我”和茜莉的共性。 　　 　　三、异性同性的慰藉 　　 　　《情人》中他对于“我”是诱人的,“我”把对他的这种眷恋告诉他,在床上,“我”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他要在性爱中取悦“我”,“我”在情爱中疯狂地享受着肉体的愉悦感。此时,传统的男子伟岸、雄壮在这里统统遭到了否定,男性女性进行了角色的对调,这时的“我”在情爱中体会到女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