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定位.docVIP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定位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民族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共有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组成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组成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和利用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随着国际社会及我国对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加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研究更属必要。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应当站在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应有高度，同时应当特别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保障，并且充分发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优势。只有这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为此，笔者在以下几个关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民族自治权的应有组成部分 法律手段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理论界与实践界经过反复讨论而达成的共识。然而，以往理论探讨的视角仅停留于相应规范的修补和改造层面，缺乏对具体的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进行应有的科学的法理审视，从而常常得出对各民族等齐划一的结论。从科学的法理视角予以审视，价值目标定位是完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逻辑前提。不可否认，以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路，例如，有学者呼吁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法”，并且这种呼吁也得到了国家立法机关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制定即是成果之一。也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想选择，为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操作性，如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还应高度重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域外保护。还有学者认为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双支撑，二者同时写在同一部法律中，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更有学者指出，与有些国家相比，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已严重滞后，这样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公共利益也时常遭到侵害。因此，靠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加快这一方面国家层面的立法进程，这已是当务之急。 上述观点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项权利的法律保障问题，没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特定民族的价值定位进行考量，同时缺乏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与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的不同特质区分开来，更没有将普通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与作为自治民族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区别开来，从而得出不切合中国多民族国情的等齐划一的结论。笔者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首先是涉及该少数民族整体民族权益的法律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同时，它不单单是普通法律保障问题，更是一个宪法问题，是涉及该少数民族整体所享有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1992年所通过的《少数人权利宣言》，国家对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具有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作为两个方面的义务。所谓国家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是指国家负有义务，不得利用其权力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肉体上或文化上的灭绝或同化，也不能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歧视待遇或排斥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该宣言第1条第1款规定：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存在。简而言之，该消极义务即不灭绝、不同化、不歧视、不排斥。当然，国家仅仅负有上述消极的不作为的义务对于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要真正实施这些权利还有赖于国家积极地行动，创造和提供实现少数人权利的各种条件，即国家在有所不为的同时，还必须有所作为。国家的积极行动，主要包括采取适当的保护少数人权利的立法和具体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和侵害少数人群体成员合法利益的行为，提供适当的资源，对少数人群体的语言保护、文化教育以及充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