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安吉两县农民负担问题的问卷调查.docVIP

长兴、安吉两县农民负担问题的问卷调查自1992年开始，我省集中开展农民负担项目清理工作，XX年取消屠宰税、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农业特产税及乡统筹费等面向农民征收的政府性收费，XX年对种植粮油作物的农民免征农业税，XX年，率先在全国告别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税。XX年，实施以“三改革、一化解、一建立”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取消面向农民收取的村提留金。至此，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除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以外，已经不存在专门面向农民收取的税费项目，一时间，有人认为浙江农民的“零负担”时代已经到来了。然而，后农业税时代的浙江农民真的已经实现了“零负担”吗？农民负担问题真的得到彻底解决了吗？实际上，农民负担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一些隐性负担依然大量存在。最近，我们通过对长兴、安吉两县农民的问卷调查，了解到农民对农民负担问题的看法，以及新时期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些新变化。 一、调查结果分析 长兴、安吉两县地处浙江西北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中游水平，XX年两县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7871元和7703元，选择这两个县进行调查，对反映全省的农民负担现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调查组根据XX年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在每个县选择了处于上、中、下不等的5个乡镇10个村，每个村随机调查10个农民，共调查了XX年省里取消了村提留。回答“不知道”的农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家庭年收入和文化程度都较低，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老农民，虽然农业税费政策与他们切身相关，但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条件不足，因而不清楚政策的变化。另一类是家庭年收入较高（10万元以上），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农业税和村提留只占其收入的极小部分，所以不关心这些收费问题 ２.农民对当前减负政策和支农惠农政策比较了解。89.8%的农民知道XX年下半年开始，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89.2%的农民知道国家有种粮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82.8%的农民知道政府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户有补助。可以说，农民对国家的减负政策和支农惠农政策了解程度较高。这与政府多年来坚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不放松，以及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密不可分 3.大多数农民比较认同国家“多予少取”的支农惠农政策。有66.1％的被调查农民对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持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态度，只有7%的农民对此表示不太满意，而其中持很不满意态度的农民只有2.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省推行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在被调查地区得到了有效实施，大多数农民已经从中受益 4.半数以上的农民认为农民负担正在逐步减轻。半数以上的农民认为现在的农民负担比以前要轻，而且会越来越轻，但仍然有21%的农民认为农民负担还较重，22.6%的农民认为在负担减轻的同时，村里的负担在加重。考虑到村级组织的资产也是属于全体村民的，村级组织的负担最终也会转嫁到每个农民头上，所以，大多数农民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5.隐性的农民负担依然大量存在。涉农收费部门为了躲避上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查，采取各种办法使向农民收费形式模糊化、多样化和复杂化，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负担从“显性”转向“隐性”。例如，调查中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农民在修葺或新建房子时会被要求交诸如农民建房放样费、勘测费和建房押金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收费单位往往是土地管理部门下设的事业单位，他们通常对外宣称采取自愿原则。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婚丧喜事中也有出现。有一位被调查农民在为其去世的亲人操办丧事时，向殡仪馆支付了570多元的费用，其中370元左右的费用没有开具任何发票和收据，只是向他们出具了一个所谓的“收费说明”，并注明是“自愿”交纳的“经营服务性”费用 6.村级组织的负担越来越重，并且成为农民负担的主要内容。首先，村级组织面临大额度的工程项目款支出负担。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背景下，各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建设项目，如村庄整治工程、康庄工程、电网改造工程和“示范村”建设工程等。为了获取这些项目的建设资金，同时也为了顺应村民对于村庄建设的要求，一些村集体往往会向各级政府提出参与上述建设项目的申请。然而，一般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直接补助）和奖励资金（“以奖代补”）总和不足以支付整个项目的建设（一般在50%左右），村集体只能通过向当地企业寻求捐助等方式，填补项目建设资金的缺口，而资金缺口解决的难易程度又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当新农村建设项目的资金缺口过大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时，村集体几乎在每一个新的建设项目完成后都要背负起新的债务，长此以往，村集体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其次，各村级组织都或多或少有赞助、捐款支出。XX年的教育开支达5450.5元，如果以省农业厅公布的XX年长兴和安吉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7787元和被调查农民家庭平均2.4个劳动力计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