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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解读摘 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其他刑事政策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实质内涵与时代意义，也更能体现刑事政策预防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和性；严厉性；严密性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1605（XX年的封建社会中，其法制思想历来都是崇尚严刑峻法的，直至今日，这种重刑主义的理念对我国的立法部门及司法机关仍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例如，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有关罪名法定刑过重，尤其是规定死刑的罪名达68个之多，其中大量是非暴力性犯罪，这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少见的。另外，我国政府针对一定时期内严重的犯罪态势予以重点打击，从1983年至XX年期间开展了三次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成为一定时期内刑事政策的主导方向。实践表明，“严打”刑事政策的实施确实能收一时之效，可以对严重刑事犯罪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然而，每次“严打”斗争过后，犯罪率不降反升，社会上犯罪态势依然十分严重。可见，作为重刑主义理念产物的“严打”刑事政策由于过分强调从重从快，恰好是将刑事政策中严厉性的一面张扬到极致，而对刑事政策中宽和性的一面则置之不顾。所以说，“严打”刑事政策绝非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因为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必定要注重其宽和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时代命题提出的今天，宽和性更是显得不可或缺。保持刑事政策的相对宽和乃是构建现代化的刑事法治的应有之义。 既然肯定了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应当包括宽和性的特征，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刑事政策的宽和性特征呢？笔者以为，刑事政策的宽和性主要是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主张对犯罪人实行较为轻缓的刑罚措施，甚至对情节轻微、危害性不大的犯罪人作无犯罪化处理。而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因此，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但在我国，历来是缺乏刑法谦抑性精神和传统的，由于过度重视刑罚尤其是重刑的严惩犯罪作用，忽视了适用刑罚应当是预防犯罪之需要，所以刑事政策宽和性方面的体现就有所不足。反观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刑法的谦抑性是充分重视的，因为在西方国家传统的刑罚观念里是抵制重刑尤其是残酷刑罚的，认为那对遏制犯罪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是有害的。同时，西方国家还普遍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犯罪现象是十分正常的，而且犯罪现象也是难以彻底消除的。正如西方有学者所言：“犯罪不仅见于大多数社会，不管它是属于哪种社会，而且见于所有类型的所有社会。”［1］既然如此，那么应当设想出相应的应对犯罪的策略，使得社会上存在的犯罪率尽可能得以减少，其中构建科学的刑事政策是应有之义，而并非一味依赖重刑。事实上，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在刑事政策中尽力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精神，从而使得西方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明显的宽和性倾向。笔者认为，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宽和性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行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我国虽然实行了三次“严打”斗争并且现行刑法典对罪型之规定有偏重之嫌，但在推行刑罚轻缓化的尝试方面我国刑事立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也并非没有任何作为，特别是正在逐步试对一些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突出表现在现行刑法第13条中对犯罪定义之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规定可以被认为是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法律根据。特别是在罪刑法定原则及罪刑适应原则已确立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今天，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遵行刑法第13条之规定是应有之义，不应当同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虽然我国尚未建立如西方国家那样较为完备的轻罪、轻微罪处罚体系，所以刑法第13第之贯彻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可能还不尽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立法毕竟作出了规定，说明我国对非犯罪化的积极意义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只是非犯罪化在我国真正得以有效实现还有待时日；此外，我国也逐步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做法，在改善对犯罪人处遇方面进行了努力，如立法规定了许多非监禁的刑罚措施，并逐步在司法实践中有所适用，虽然还不能完全替代监禁刑，但确实能弥补适用监禁刑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同时对一些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适应刑罚方法，而是采用诸如行政处分、劳动教养及与被害人和解等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还不如西方国家那样深刻意识到非刑罚化的积极意义，所以推行非刑罚化的进程还相当缓慢，或者是尚没有对非刑罚化加以普及。但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毕竟还是朝着非刑罚化的方向渐进式地努力发展，这应是值得肯定的。笔者认为，之所以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会出现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趋向，并非无章可循，乃是由于我国刑事政策的导向使然，因为一国制定的刑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