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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汉末期社会批判思想特点[摘要]东汉末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衰世，当时各种社会危机都在把整个社会拉向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具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道德勇气的社会批评家。他们对当时最为明显的时代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并且进而思考了历史上的治乱规律与世运变迁的一些问题，在这些基础之上，他们审时度势，提出了改良社会之道。他们的许多思想主张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笔丰富的遗产 [关键词]东汉末期；时代危机；社会批判思想 [作者简介]王锐，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中图分类号]K234；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XX年虽童妙，未脱桎梏，由藉此官职，功不加民，泽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报姓，虚食重禄，素餐尸位。”当时门阀豪强势力已经开始形成，在整个社会上存在着不少世家大族，他们为了保持家族势力于不堕，则必然会朝入仕做官这一条道路而努力 因此，王符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局面。汉代以布衣将相而得天下，这一历史记忆必为许多士人所熟识。王符亦不例外，“是故贤愚在心，不在贵贱；信欺在性，不在亲疏。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缯肆、狗屠也；骊山之徒，钜野之盗，皆为名将。由此观之，苟得其人，不 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看法，虽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但是还称不上是独见。所以，王符的认识不仅停留于此，他还进一步思考了无权无势下层社会人士在获取功名之后的情形： “是故贫贱之时，虽有鉴明之资，仁 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 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狗 马。财货满于仆妾，禄赐尽于猾奴。宁见 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斗。人多骄肆， 负债不偿，骨肉怨望于家，细民谤于道 前人以败，后人袭之，诚可伤也。” 在王符看来，贫贱之人一得到了权力与富贵便会迅速的变质，“丧其本心”，成为“骄肆”之人。他的这个见解与英国的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认识到了权力会滋生人的邪恶性，使人性当中阴暗的一面展示出来。这一见识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除此之外，王符的这个见解还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世运变迁。自从春秋时期贵族社会解体，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战国时期，大量的平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的思想家们也主张“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强调从下层社会中选拨人才的重要性。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们也多以此自任，抓住时代的机遇来一逞才智，改变命运。如后来做到秦国丞相的李斯就认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若之地，非世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李斯列传这种为获取富贵来改变命运的心态必然为大多数下层社会中的人们所具有。出身民问商人子弟后来当上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便认为：“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苟卿，既而李斯人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切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于饔牖蒿庐，如潦岁之蛙，口非不众也，卒死于沟壑而已。今内无以养，外无以称，贫贱而好义，虽言仁义，亦不足贵者也!”可见李斯的发迹之路直到西汉中期仍为人们所称道。正如王学泰先生对游民心态所作的分析那样，“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渴望，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时多，衣食不愁时少。正是这些才刺激他们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夺取财物。对他们来说，获得是第一要义。他们敢于冲破社会通行的各种规范，把所有的游戏规则一扫而光”。在帝制时代里，最容易获取大量财富的途径莫过于取得权力，而获取的财富也能够通过权力来给予保障。因此，他们地位改变的过程也就是其心灵堕落的过程。加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缺乏民间力量给予制约，而作为民间力量主体的市民阶层发展极度缓慢，并且稍有萌芽便遭到专制权力以各种方式来进行打压，所以，初尝权力所带来的利益甜头的人，便会更肆无忌惮的去摄取财富，而且极具独占心理，“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斗”。落魄文人出身的洪秀全在当上“天王”之后广备后宫，但是却严禁部下私自窥探其佳丽，这便是典型的骤然发迹后的独占心理。循着王符的分析思路，也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社会身份流动所展现出的文化特点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如果说王符的观察较多关注于社会政治中的一个层面，那么仲长统则在《昌言史的治乱规律特点进行了分析 在他看来，所谓的历史进程中“天命”观念并非先天性的存在于某人或某政权之上，“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