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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法律效力[摘要]刑事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不一。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明确，必须完善相关立法。文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关键词]非法证据；法律效力；相对排除规则；构想 [作者简介]刘珊，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XX年美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联邦执法人员非法收集的证据在联邦刑事诉讼中均不能被采纳。后来，又将排除对象扩大到任何直接或间接产生于非法搜查的其他证据，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推向极致。随着犯罪现象日益严重，1980年代又通过“公共安全例外”与“善意例外”和“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对排除原则加以限制。关于“毒树之果”美国最初是一律排除的，但后来这一规则有所松动，最高法院确认了“独立来源”及“稀释”两个例外，它揭示了非法证据与获取证据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则非法证据被排除，反之就可以采纳。关于用“警察圈套”(警察设下某种圈套使人进行犯罪活动，从而取得犯罪证据)获取的证据，美国法院规定了“本来意愿”原则，即犯罪人本来就有犯罪意图，即使警察不设圈套也会犯罪。这时获取的证据，法院便可以采纳 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自动排除原则，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原则上不予排除，其本身的违法性与是否采用没有直接的影响，主要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当该证据的采用足以导致对被告人的审判不公正的结果时，将予以排除，反之可以采用。关于“毒树之果”，英国原则上是采纳的。英国对使用“警察圈套”取得的证据，由法官决定是否采纳。法官主要考虑在没有“警察圈套”时，被告人是否会必然做出该行为 法国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原则上认为有法律效力，而“毒树之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侵犯人格尊严和自由的禁止使用，涉及重大犯罪则可以使用。对于“毒树之果”是否采用未明确规定 联合国于1984年第391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及“毒树之果”联合国文件均未作明确规定 三、我国现行法律有关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概念和种类作了明确的规定，对非法取证行为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被非法取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给予司法救济；怎样规范司法人员提取证据的行为等等，这些问题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涉及。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中，规定了物证、书证应当出示原件和排除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刑法第247条还规定 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l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依法取证，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或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没有规定 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我国现行立法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得十分简单，仅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而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及非法证据衍生的证据的效力未置可否。公、检、法三部门的规定不一致，导致各地法院适用规则不统一，造成司法不公正。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仅在刑法中规定了构成犯罪时给予法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