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国栋教授《俄国汉学史》.docVIP

评阎国栋教授《俄国汉学史》中图分类号：G151.29文献标志码：E文章编号：1008-0961(XX年岁末推出的这部《俄国汉学史》适时弥补了这一遗憾 《俄国汉学史》在丰富的中外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俄国汉学史的分期、俄国汉学与西欧汉学的关系以及汉学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做了梳理和澄清，并结合最新学术动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俄国汉学史》在以下若干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作者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汉学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众所周知，欧洲汉学的研究者长期沿袭“使节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的分期模式，这种方式依据的主要是研究主体的变化。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分期方法是否适用呢？《俄国汉学史》的作者提出了如下划分方式：17世纪是俄国汉学的诞生前阶段，中俄两国发生了初步的接触，俄罗斯政府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意识到研究中国语言、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彼特林、巴伊科夫、斯帕法里和义杰斯等使节带回的资料构成了俄国汉学形成的土壤；18世纪是俄罗斯汉学的肇始阶段，随雅克萨战俘而来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奠定了俄罗斯汉学在北京的第一个研究基地，同时代被彼得大帝邀请至皇家科学院工作的外籍科学家拜耶尔等人开启了俄国汉学的本土研究；19世纪上半期是俄国汉学的成熟阶段，“自由思想僧侣”比丘林改变了机械译介的研究方法，开始按照俄国读者的需要编译中国文献，俄国汉学著作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俄国民族汉学的形象和地位在国际汉学界初步确立；19世纪下半期是俄国汉学的纵深发展阶段，汉学研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王西里院士及其学派的汉学研究体现了分科化的趋势，并借鉴了欧洲实证主义科学的批判精神，同时俄国大学里的汉学教育愈加完善，培养了大批政治外交领域的“中国通” 这种分期方式考虑了中俄关系、俄国社会思想状况、国际汉学发展轨迹以及汉学家个人学术道路等因素的作用，是在传统分期模式基础上的深化和改进，体现了俄国汉学向民族化、分科化的发展轨迹。读者从中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俄国汉学除了具有欧洲汉学的一般特征外，在每一阶段又有与西方汉学的不同之处，这些差异理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第二，作者为帝俄时期的汉学归纳出了实用性、官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俄国汉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科学。无论是俄国政府给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训令，还是在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的汉满语专业，抑或是比丘林、王西里等人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无不渗透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俄国汉学始终具有浓厚的官方性质，在俄国驻华公使馆建立以前，俄罗斯馆的汉学家肩负着为外交部门收集情报的职责。巴拉第、晃明、固礼等汉学家直接参与了沙皇政府的侵华行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部分资金来源仰仗俄国外交部，而同时期的西欧大学已经完成了与教会、政治的分离。如上文所述，19世纪的俄国汉学在研究目标、方法、观点和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丘林与西欧汉学家的论争反映了他不愿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个性，时至王西里时代，俄国汉学家已经有意识地拒绝引用西欧汉学的研究成果，甚至走向了闭门造车的状态 对比俄欧汉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尽管俄罗斯早在18世纪已经开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西方化”进程，但它在汉学领域始终保持着民族特性，这是由中俄特殊的地缘关系决定的。民族性重要的体现还包括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研究，在它的汉学遗产中，满学、蒙古学和藏学成就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受到作者的高度关注 第三，作者提出了俄国汉学与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问题。比丘林与普希金、别林斯基的交往以及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与地理学家普热瓦尔斯基、历史学家托尔斯泰伯爵的论战说明，汉学家推动了俄罗斯“中国观”的确立和发展。但俄国社会里的中国形象始终充当着欧洲文明的对立面、停滞的代表，与汉学家笔下“历史悠久、高度进步”的中国截然相反。作者对俄国汉学的影响作用给予了谨慎的评价，他认为俄国汉学著作为思想文化精英提供了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材料，但对大众来讲，它们专业性较强，因而局限于很小的传播范围，属于“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 将俄国汉学纳入思想史的轨道加以评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汉学的根源和意义。笔者认为，俄国汉学延续了俄罗斯思想中永恒的东方意识，是俄国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人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好是坏，中国永远是俄国文化视野中最重要的“他者”形象之一。汉学家无意间塑造起来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国的民族意识 汉学通史研究既需要高屋建瓴式的整体眼光，又需要对具体事实的判断力和分析力。阎国栋教授与俄罗斯学术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积累了丰富的文本和研究动态，集十余年探索成果于一书，使得本著具有很强的公信力。与俄国人的研究成果不同，阎国栋教授在著作中表现了中国学者的独立自觉意识，以国人的视角反观异域文化语境下的华夏文明。《俄国汉学史》为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