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正教在俄罗斯外交中扮演角色.docVIP

试析东正教在俄罗斯外交中扮演角色摘要：俄罗斯东正教与国家政权历来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东正教在俄罗斯推行国家外交政策、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外交的重要帮手。现今，俄罗斯走上重新崛起之路，东正教会一如既往地在这一领域中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东正教；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B976.2；D85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XX年罗斯受洗，标志着东正教在俄地位的正式确立。其在俄罗斯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教权与政权紧密结合时期。源于拜占庭的俄罗斯东正教，承袭了拜占庭政教合一的宗教体制。从成为罗斯国教之日起，直到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结束，东正教一直依附于世俗政权，成为国家维护统治的工具。自彼得一世起，俄国东正教会被取消了牧首头衔，全国的教会由新成立的最高宗教事务委员会来管理，委员会官员的任命也由沙皇来决定，此后东正教会便成为沙皇政府的附庸机构，并拥有了越来越多国家赋予的特权，从而在诸多宗教派别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二)政权与教权分离时期。1918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明确规定：教会必须同国家分离，完全与国家政权脱离关系，东正教在原国家享有的一切特权都被取消，任何教会都只能作为一种民间团体存在；教会必须与学校分离，除公民私人可以讲授或学习宗教教义外，在国立、公立、私立等一切学校中都禁止讲授宗教教义等等。这结束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剥夺了东正教所拥有的财产和特权地位，确定了政教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在苏维埃宗教法实行过程中，东正教会成为国家政权打击的头号对象，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宣传的高峰时期，东正教被排挤到社会边缘 (三)政权与教权协作时期。XX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要在各领域进行反思，宗教领域也不例外。随后，俄兴起了宗教热，1988年东正教传人俄罗斯一千年的庆祝活动更将宗教热推向高潮。1990年末，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律。该法律提出了各宗教组织一律平等，承认了东正教在俄历史、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开辟了俄政教关系的新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变，东正教迅速复兴，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俄国外交中的东正教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东正教对俄罗斯外交都有重要影响 (一)沙俄时期东正教与国家外交 历史上，沙皇为建立扩张据点，设立东正教传教团，通过传教活动大肆搜集情报，推行各种侵略活动。这在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所发挥作用的实例中就可以充分认证。1861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扮演着外交机构的角色 1715年，沙俄政府派出第一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成为驻华常设机构，自1745年它就开始履行某些外交职能了。当时的传教士团发挥着俄国驻华使馆的作用，隶属于俄国外交委员会。1861年，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建立后，传教士团逐渐脱离了俄国外交部，直接隶属于圣务院，但俄国外交部仍发挥着对传教士团的主导作用。传教士团按照沙皇政府的指示，不是以传教为主，而是积极搜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很多传教士团成员在理藩院担任翻译职务，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来熟悉有关中国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从而向俄国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直接参与了沙俄侵华活动，或是搜集和提供重要情报，或是直接参与签约谈判，如第14届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固里波夫直接参与了《中俄北京条约》的议定谈判，为沙俄政府在中国获取巨大利益和特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伊帕托娃教授指出：“北京传教士团的外交活动可以比作一座冰山，其看不到的水下部分要远远超过看得见的水上部分，而且，这种活动的高峰应该是传教士团成员于19世纪中期积极参与签订一系列俄中条约。”这些都是俄国传教士团外交职能的最好证明。1861年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建立后，传教士团的活动逐渐转为以传教为主，且颇具成效。虽然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使得俄国东正教活动受到一定打击，但此后，东正教进入了驻京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籍信徒日益增加，传教士团管辖的机构如教堂、修道院等不断增多，其影响日益增大。可见，沙俄时期东正教教权高度依附于国家政权，东正教成为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行使着外交职能 (二)苏联时期东正教与国家外交 苏联时期的政教关系发展极为波折，东正教会曾一度处于被压制状态，但当机遇出现时，它会肩负起其传统的爱国主义使命，坚定并积极地发挥对国家外交的影响 首先，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东正教会积极配合苏联政府抵御外来侵略。当时，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为前提，苏联政教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