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与耐中西文化观和历史主义.docVIP

谢与耐中西文化观和历史主义16世纪末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将西方文化带入了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中国，围绕着这一时期，两种独立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首次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上显露出巨大差异。著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及其著作《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集中体现了上述这种差异。作者通过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对彼此言行所进行评述的展示，精辟地论述了中西方文明首次对话中所发生的冲突，所遇到的困难，及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而这其中谢和耐提出的一种独特的中西文化观尤为值得我们思索与研究。 一 首先，中西文化始终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对立着展现在作者的论述中。而这种对立主要存在于当时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西方的核心信仰基督教文化之间。虽然两种文化在表象上有着诸多形似之处，例如：儒家经典中衍生万物的“天”的概念与基督教义中创造世界的上帝形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敬天”习俗与上帝崇拜)；《论语》中的“克己”警言与《圣经》中十诫的训条；中国士大夫倡导的静心自省与基督修士们的苦行忏悔等。但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毕竟是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独立发展起来的成熟文化，其文化核心与本质有着迥然的区别与对立。这种对立体现在中西方的社会组织、政治体系、行为思想等诸多方面，尤其是作为文化整体根基的宗教形式与道德立场上 正如谢和耐书中论述的，儒家信条中所敬、所畏的“天”表现为一种“无个性特征的力量”，它是无言的、间接的，始终以一种“难以察觉和连续不断的运动方式维系着自然的交替和平衡”；而基督教中的上帝则是以一个有人格的干预者身份出现，它不仅亲自创造世界，给予人类以不朽灵魂，更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表达自身意志并发号施令。由此，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敬畏与崇拜中，中西方所确立的社会道德也有所区别。在基督教看来，真理与完美只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彼岸”，人们必须通过与自身天性、肉体的抗争及向彼岸的上帝的不断忏悔，以达到唯一的目的――灵魂得救；与之相反，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一个固有秩序之上，“这种秩序不仅存在于宇宙与社会当中，而且也存在于人自身”，所以对个人而言，“正确的行动意味着发展自身天性，努力把自己与天理结合”[1](P230) 对于中西文化问的这种根本对立性，谢和耐给予了高度关注与重视。在书中，他更是以各种比对性的关系多次强调了这种对立的存在，如“绝对信念的确立”与“相对信仰的调和”，“个人灵魂得救”与“宗族群体获益”，宗教与政治的“鲜明划分”与“密切联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主题”与“儒家君臣、父子的严格等级关系”，人性上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与物质的“二元独立”与“浑然一体”等等，都充分展现了中国与西方两种高度文明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根基之上这一基础性论断 二 尽管中西文化有着各自特殊的发育机制与独立的民族创造性，然而在这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性?在这种调和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并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如果说前者是以利玛窦为首的多位西方传教士致力的尝试，那么后者则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所关注的焦点所在 正如书中所说，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是围绕着耶稣会士在中国以传教为目的的行为活动与中国人对此的回应展开的，因此，由此接触带来的矛盾或冲突主要是在两个阶层――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这种“对话”中产生的。然而无论是中国人对传教士著作解释的混乱，还是传教士考察中国人时概念上所犯的错误，都让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能够真正实现“会通”与“调和”吗? 一方面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一直本着“合儒”、“补儒”的文化策略，试图将基督教嫁接在中国本土的儒家之上；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对其著作《天主实义》提出的道德观念表现的积极的认同与赞许，而这所造成的结果――基督教的儒教化抑或儒教的基督化，都似乎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两种文化在双方的努力下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与调和。但是，我们需看见的是，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在接触中始终只是“以自身的思维定见诠释对方，并把自己的思想投射给对方的文化”[2]，两者之间的所谓交流与对话更像一种从自身角度出发的“各说各话”或“自说自话”。可以说，他们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意义传递，在中西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并非是单纯某一方面的因素――即基督教普世主义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或在当时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所带有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造成彼此文化的无法理解乃至调和，而是缘自谢和耐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论断――即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及由此以邦文尼斯特的理论作为根本方法依托得出的结论――即根植于不同思维模式及语言结构上的两种文化不可能达成内在的、实质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