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华北抗日根据地时期党和乡村.docVIP

试论华北抗日根据地时期党和乡村［摘 要］ 党虽然认识到党员在农村变革中的积极作用，成功地引领了抗日战争乡村权威的易变，但过分强调发展党员，忽视对农民党员进行培养和教育，使得乡村中大量存在的村组织缺乏独立性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村级组织 华北抗日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党深入敌后，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随着党在农村的深入，革命势力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迎来了革命的春天。党对于如何在农村发动和推进革命，虽然确立了成功的群众路线，但如何去处理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无疑还有待完善。党在这一变革中具体的角色与作用如何，与农村基层村组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有趣的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根据地史所无法规避的。然而在学界中对于这些问题或未有提及或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一 党是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精英小群体。“党在农村革命的发展和维持，也基本维系在他们身上。……如果一个地方没有革命者，乡村的革命运动也便无从谈起。”［1］但是在战争条件下，党出于现实战略考虑，往往过于看重党员发展的数量，而忽视了对党员质量的追求。有些入党的农民根本不需要手续，不经过支部讨论，只要支部委员、支书和干部个人批准就可以入党，甚至有时只要农民表态支持抗日和支持党的军队就可以成为党员。因此，农村的党组织经常是一种鱼目混杂的状态，大多数党员是“入党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一无所知”的农民［2］。这些人对党的认识非常肤浅，有些人入了党不知道自己是党员，也有人入党后还不知道什么是党，所以在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农民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发生几担粮和几元钱就能收买党员、干部，甚至出现党的地方支部被敌人控制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3］。党在一般农民眼里，还只是“穷人会”、“抗日团”和“八路同情会”［4］，而不是一个现代语境下的革命政党 在华北革命根据地，党与政府合二为一，村里的党员往往就是村政权里的干部［5］。但实际上，农村里的党组织似乎还称不上是一个强有力、能领导村庄成功变革的革命团体。在一些重要的村政中，例如春耕、村选、区选、征兵等重要工作中，都看不到党组织的身影，最多只是个别党员起一些作用。事实上，有时候党更像是一个由少数乡村精英组成的一个在农村扮演弱势角色的松散团体。虽然村的党组织建立起来了，党却很少活动，党小组会也从不召开。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有党员背景的村干部的所作所为。支部工作也是基本上依靠干部召集村干部会、群众会来开展的。但是，如果说这些农村党员对党和边区政府所交给的任务还能勉强完成的话，那么让他们参加政府和学习文化等一些和生产没有关系的工作，就太勉为其难了。因为在讨论如何进行乡村建设的问题上，党员与农民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在村民讨论村政问题时，党员也同普通农民一样，“喊几声赞成，或举一举手”［6］。由于“怕误工”、怕政府的任务“妨碍生产”，一些党员甚至要求退党；一些女党员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束缚，也认为“女人不顶事”，而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孩子上，对党的生活与工作则毫无兴趣。这种农村党支部与党员的严重涣散，使得张闻天在晋西区党委干部会上,不禁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党员政治的管理以及工作方法、任务和策略的教育。［7］ 二 作为抗战时期边区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乡村运动是党努力变革乡村政治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8］作为乡村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村组织的工作在根据地的社会改革中处于中心地位。当时的农村一般都有粮秣小组、代耕队、通讯员、自卫队、游击小组、工会、妇联、青救会等组织。但这些组织却又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人浮于事、组织运转不正常的问题。譬如，以晋绥边区兴县任家湾村为例，村里的粮秣小组、自卫队与游击小组“仅有形式，没有实际”［9］。粮秣小组的工作实际由村长一人包办；自卫队只是在上级检查的时候才站岗放哨，1941年仅出勤八次，1942年则一次也没有；而仅有3人组成的游击小组，组织太小又缺乏训练，也不可能完成搜集军事情报、保护村中财物、缉捕破坏分子的任务。与之相比，代耕队虽有健全的组织，但在1941和1942两年中全村却只有一户享受过这种优待，以村里46个劳动力计算，队员每人仅代耕0.19垧［10］。作为任家湾村最大的组织，“全村的人虽然名义上都是农救会员，实际上却又都不是”。农救会干事的工作就是收会费，其工作绩效也正如那位干事所说的“不顶什事”［11］。至于工会、妇联、青救会这三个团体，有的有形式，有的连形式也模糊不清。这些村组织，其空洞的组织形式与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不禁使人产生了村组织工作流于形式的疑问。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在村里并未造成重大的影响。尽管党建立了新政权和各种各样的组织，农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却没有太多变化 如果说，党在农村的深入，极大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