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化体制性约束和非体制性空间.docVIP

非农化体制性约束和非体制性空间一、非农化的概念 中国的非农化就是指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工业先导和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宏观制度环境下，在二元结构不断失衡的过程中，以及一系列种种微观制度的约束下，根据分工和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创新和制度争取，以及一些非规范的方式，分别向工业化、城镇化和市民化演进的漫长历史过程 二、非农化制度性约束一般 对于非农化的制度性约束，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进行一般性的阐述。由于制度变迁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人作为经济人的自私自利性，制度需求者不但难以及时全面地领会到更新制度安排的需要，也难以全身心地投入以促进制度需求的实现。因此容易产生需求不足或无效需求，从而形成制度需求上的无效率，影响制度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从而产生制度性约束。统治者偏好，统治者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委托代理问题，集团干扰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六个方面是影响制度供给者行为的主要因素。在这六个因素的影响下，总体上来说，次优的制度安排往往是强势偏袒的制度安排 三、由于制度本身的局限造成的制度性约束 制度局限集中体现于三个抽象矛盾和四个具体表现。三个抽象矛盾是：单一性和行为多样性的矛盾；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矛盾。四个具体表现是：制度安排不配套、制度刚性、制度时滞和制度偏向。正因为制度自身有如此种种缺陷，往往导致制度本身所应该具有的经济服务功能和安全保障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不但如此，还产生了不正当的行为自由干预以及对正当空间的限制 四、“非制度性空间”的概念 “非制度性空间”是指由于制度供求行为缺陷和制度自身局限所造成的制度性约束，使制度的经济服务和保障功能下降，甚至是约束了对制度正常发展空间，从而迫使行为主体从制度外寻求发展的空间 “非制度性”是相对于正规的规范体系而言的，是正规的体制和市场之外的行为模式。非制度性空间也可称为非制度性渠道，包括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不在正规规范体系之内，但不违反正规规范的空间；第二，不在正规规范体系之内，同时也违反正规规范，但符合社会公平的渠道空间；第三，不在正规规范体系之内，同时违反正规规范，也不符合社会公平的渠道空间；第四，处于新旧规范过渡时期相对“制度真空”的投机渠道空间 五、中国非农化的制度性约束以及相关对策 对于非农化而言，我国的制度主要体现的一种对自由的约束，这种约束的最集中体现就是政府管制。信息缺乏，信息沟通不畅和信息处理不当使得管制效率低下甚至起到巨大的负面作用。再加上管制所需的大量资金成为农民不必要负担的重要来源，也使得基层政府借管制的名义大行“权力寻租”和基层腐败之实。只有解除各种不合理的政府管制政策，减少政府垂直层次，畅通上下信息，加速资源流通，转换基层政府主要职能，才能最终形成“放松管制――富裕――廉洁”的良性循环，才能有利于非农化的推进 从分工的角度来看，现有制度安排包括户籍制度、农地制度、涉农领域的行政垄断对“三农”非农化“分工转换”自由的约束，都不利于分工的广化（城乡分工和农村区域）和深化（农村内部的分工），也不利于农民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现有制度安排包括价格制度、农地制度、城乡隔离的就业制度、农村税费制度、教育制度和现行的金融制度对非农化资金的积累和非农化资金的积聚都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只有从根本上取消和改革这些制度，使其有利于或者至少不阻碍非农化资金的积累和积聚，才能使非农化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另外，户籍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双轨过渡的其他制度对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配置能力提升的也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只有从根本上解除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自由配置的约束，并同时解除或改进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最后，与鼓励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政策不相配套的土地户均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模糊的土地产权制度以及难以具体操作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征用补偿制度等都对农地资源的配置形成了约束，仅仅从国家法律政策上放松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制还远远不够，必须有相关的配套制度来指导和规范流转，并逐步明确农民的土地产权，保证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从心理和实际操作上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农地资源的自由配置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六、中国非农化的非制度性空间及其转换 中国非农化的非制度性空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存在于具有一定伦理关系的个体之间的空间，以伦理关系为纽带；另一种是存在于农民与一部分国家与集体的“代理人”之间的空间，以利益为基础。本文认为适当的非农化“非制度性空间”对于制度缺失来说是一种补充，对于制度偏向来说是一种平衡，对于制度扭曲来说是一种更正，对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