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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尖」 ——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 (演講提綱) 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王瑞來 進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世紀初葉發源於日本的「唐宋變革論」在學界再度引起關注。 唐宋變革論是一種歷史分期的形態，強調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化。在我看来，内藤湖南時代提出的「唐宋變革論」，基本上屬於建立在部分實證基礎上的推論，所以會有後來為數甚夥的的論證。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重新關注，則多少有幾分盲目。彷彿這是一件論證的法寶，一切領域不問實情如何，往往都喜歡罩上「唐宋變革論」這件華麗的外衣。 歷來論及唐宋變革，多將唐與宋各自視為一體，來比較其間的差異。唐代的情況暫且不論，至少對宋代似不應將兩宋捆綁在一起，籠統論之。將兩宋捆綁在一起，要想揭示並解釋南宋以後的歷史走向與社會轉型，則有相當的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說，唐宋變革論存在一定的缺陷。 歷史是一條連綿不絕的河流，而歷史分期不過是學者後來的觀察。關鍵是進行歷史分期的基準，是向前看還是向後看，如何觀察更有可能揭示出不同時代的異質性? 我以為剝離捆綁在一起的兩宋，區別北南宋之不同，將歷史長河的北宋、南宋流段打上區別標記，是一項極為重要而必需的作業，應當進行細緻而縝密的論證。 誠然，由於帝系和制度上的聯繫，北宋與南宋不可割斷之處極多。這種聯繫性需要重視，但我們的觀察視野不能為這種聯繫性所遮蔽，而看不到從北宋到南宋由於發展變化所產生的差異。還是劉子健先生極具灼見。他認為，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這個重心領導的文化模式雖然起源於北宋，可是北宋處於生長變化中，到了南宋才加以改變並且定型，進一步滲透民間，根深蒂固。 * * * 本演講僅舉南宋科舉及第後選人入官之一隅，試加揭櫫社會轉型之漸，以申說我所主張之宋元變革論。 論證首先從這個視角切入的理由是，在多數情形之下，知識人都是社會的主要引領者。 從北宋太宗朝開始，伴隨著宋朝統一事業的基本完成，亟需各級管理人才的現實狀況、重文抑武的戰略轉變以及籠絡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種因素，讓宋朝政府全速啓動了科舉這架機器，開始了大規模的官僚再生産。 從此，兩宋三百餘年間，毎科取士幾乎都達數百人乃至上千人。兩宋登科者，北宋約為61000人，南宋約為51000人。這些數字的總和數倍於宋朝以前和以後的歴朝科舉登科人數，折射出科舉制度和由此造就的士大夫政治的時代輝煌。 然而，我無意於訴說輝煌，卻想走入這輝煌的背後。科舉造就了不少高官顯宦，他們顯現出耀眼的光芒。但科舉同時也製造了無數的范進式的潦倒士人，卻不大為人所矚目。即使在科舉盛行的宋代，也只能有千分之一的幸運者可以獲得金榜題名的殊榮，而多數士人則與之無緣。就是说，五萬人的金榜題名的光芒，完全遮蔽了五千万人次舉子以及更多的支持著他們的家人的悲辛。 此外，即使是這五、六萬幸運兒在金榜題名後的命運，也並非個個都是風光無限。大量通過千分之一高倍率的激烈競爭及第者，在此后的仕途上遭遇到更為激烈的新一輪升遷競爭。特別是在南宋，員多闕少日漸嚴峻。儘管南宋政府保證了科舉取士的正常進行，卻不得不在選調的葫蘆口死死卡住。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儘管可以成為低級官僚，由於制度上和人際關係上的因素，卻幾乎無法掙脫出通向成為中高級官僚的瓶頸。科舉難，改官難，嚴酷的現實讓對仕途絕望的士人與主流政治產生疏離，導致士人流向多元化。 在經濟發達、地域勢力強盛的背景下，不少士人以各種形式流入地域社會。士人的參入，在客觀上提升了地域社會的知識層次，強化了地域社會的力量。 南宋的這種變化，與此後長期停廢科舉的元代社會變化緊密相關，也與明清時代鄉紳勢力的歷史淵源割捨不斷。 元朝的停廢科舉，基本堵塞了舊有的士人向上流動的通路。徹底絕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謀求在地方的橫向發展。在多元選擇中，為吏大概是最多的選擇。这不僅是士人利用知識優勢的務實之舉，還隱含了過去通過科舉走向仕途之夢。這種選擇也與元朝政府從胥吏中選拔官員的方向一致。 流向地方的士人的知識資源與發達的商品經濟所形成的經濟實力，兩者合流，促進了地域勢力的發展。而元代科舉在幾代人幾十年間的停廢以及儒戶的建立，又將士人徹底推向了地方。 俯觀明清，雖然科舉得到了完全的恢復和發展，但以鄉紳為主流的多元而強勢的地域社會業已形成，呈現出任何政治力量也無法改變的勢態。究其始，溯其源，發端於南宋，壯大於蒙元。 地域社會的崛起是宋元時代變革的一個標尺。南宋士人在科舉改官時遭遇的境況，並且由此所形成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實在是催化宋元社會轉型之一因。 * * * 南宋又彷彿回到了南朝，政治、經濟中心再度合一，經濟重心的作用發揮得尤為顯著。元朝取代南宋，科舉的停廢，以吏為官，則加速了自南宋以來的社會變化。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