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探究.docVIP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探究草原资源既是经济资源，更是生态资源，草原生态系统是我国第二大生态屏障；然而由于盲目开垦、载超过牧等原因，使得现实的草原严重退化沙化，其生态防护功能和经济产出功能不断下降，特别是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已出现恶性循环、逆行演替的态势。探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的原因，从而推进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变，实现草原牧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输入少、输出多，“竭泽而渔”使得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难以维系良性运转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物质、经济能量的输入严重缺乏，从而使系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自然生态结构不相协调，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不相适应，社会需要系统有更多的输出，特别是市场对畜产品等的需求以及维护生态安全对系统生态效用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又主要依赖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输入使系统运转，这样行为短期化、掠夺式的系统操作，使得系统的自然生态组成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且衰败、萎缩，系统总体功能不断下降。如内蒙古白音锡勒牧场草原生态经济系统，1953―1980年间由于出售牲畜及其产品和燃烧牲畜粪便共输出氮素15728.9t，要维持该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氮素平衡，每年至少要输入560t的纯氮，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性氮肥的输入。不但系统输入主要是经济输入不足，输入结构也不尽合理。经济输入的绝大部分用在草的转化即牲畜的饲养和畜产品的加工上，而用在草的恢复保护、生产加工上的却较少，这样系统物质能量的正金字塔效用与经济输入的倒金字塔作用矛盾激烈，影响系统整体的长远的功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资共约40亿元，其中63%用于家畜防疫病设施的建设，用于草原保护建设投资约15亿元，平均每亩草原只有0.32元左右；同期，内蒙古草原及畜牧业基建投入约1.8亿元，平均每亩草场仅有0.13元。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随着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草场承包到户、草场的集体所有权与其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离，牲畜作价或无偿归户、牲畜户有户养实现等，逐步形成了以户营经济为主体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增加牲畜牧养量的积极性，牲畜头数与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很大；而相应的国家和集体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草原保护建设的投入却有减少的趋势，牧户自身的投入也及其有限，这样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的输入与输出更加不协调，草原生态子系统由于“竭泽而渔”的掠夺性利用遭受严重破坏，环境恶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出现非良性循环也即恶性循环的态势。如90年代初，典型草原每亩年投入仅有0.05元，而产出是1.9元，投入产出比是1：38。内蒙古1990到1997年，草原建设保护共投入3.5亿元，每亩草原年平均投入0.04元；1998到2001年，共投入9.32亿元，每亩年平均0.16元。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启动特别是2003年国家“退牧还草”工程实施以来，北方草原保护恢复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力度还较小；关键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投入保护建设，才可能达到期望的恢复草原生态子系统、推进草原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良性循环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建国以来，草原牧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应该说是现实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良性循环的基础性原因之一。我国五大草原省区之一内蒙古的人口密度， 1953年为5.08人／平方公里，1980年为15.62人／平方公里，1990年为18.28人／平方公里， 2002为20.11人／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2378.6万人。从1953年到2000年，内蒙古的人口密度增长了295.67%，全国的人口密度增长了112.98%，内蒙古比全国多增长了182.69%。 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1950―1980年均增加人口约9万人，1981―2000年均增加人口约4万多人；总人口由1950年的不足1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00多万人。内蒙古原有的24个牧区旗县，解放初有26.3万人，2000年增加到191.5万人，增加了6.3倍，年均增长率是3.97%。从解放初到2000年,锡林郭勒盟由20.5万人增加到99.3万人，年均增长率3.14%；呼伦贝尔市由29.9万人增加到273.7万人，年均增长率4.44%。而从1949―2000年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71%，从1953―2000年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62%。可见，无论从草原牧区旗县还是盟市看，其人口增长率都大大超过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增长率和我国全国人口的增长幅度。然而，草原牧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不高，草原牧区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非自然的外来有组织迁入或自发流入式增长也即机械增长，增长的人口以非当地主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