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良性互动格局.pdfVIP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实证学说，其范围从政治经济学者、文化研究学者一直到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 环保主义者等等，他们指出，实证学派的根本缺陷在于致力于维护现实，而不是寻求更好的未来。这表明，批 判学者们也从来没有忽略过真正的现实，他们虽然在对待现实的维护或批判态度上与实证学派有所不同，但在 关注现实这一方面毫无二致。或者可以这样说，要进行批判，也是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也是为了 促进现实的变革。而那些脱离了这一点，沉浸于玄思的学者则使得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文本和小圈子，曲高和 寡，只对自己负责，而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实践活动。毕竟，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正 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中，用自己的科学理性去认识它、掌握它、批判它、改革它，正是责任所在。 现实主义的认识论除了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现实之外，还提醒他们要超越这个现实。对众多的媒介实践者 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他们需要一系列指导性的带有理想色彩的理论模式。这主要包 括四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媒介产业化进行宏观整合，指出一条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我国国情的产 业发展道路；其次，从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研究和法学的角度对国家的宏观管理进行分析，促进决策过程的合 理化和科学化；再次，从传播学角度给媒介从业者提供一套传播模式，树立现代的传播观念，建立操作层面上 的规范化流水线；最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反思大众文化对民主、自由、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促进与遏制， 寻求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先进性的主流文化，保持和维护公共空间，保证边缘文化不受扼杀，同时致力于自己 的民族文化火种的传承。 这种科学理想还要求我们在进行媒介研究的时候将媒介非中心化(decenterthemedia)，即不是把媒介作为 惟一的研究核心，而把传播与媒介放在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来研究。这一点非常 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把媒介从它自身的自给自足中解救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脱离了整体的手也就失去了作 为手的意义。 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从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生发出来，开拓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它的 研究角度有很多，从经济学、政治学到文化研究，几乎每一个研究取向都能从自己的起点出发进人这个阵地， 为它做出贡献的同时从这里得到灵感。这是因为，传播活动本来就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之一，而大众媒介在如 今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亚于原始部落的村民广场。 而不论来自那种研究取向，在进行传媒研究时，对现实的关注和超越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基础。这一方面 是现实主义认识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由当前媒介领域的迅猛变动所决定的。 我们所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一个更美好的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经验操作的总 结，而应当上升为科学。惟有如此，更理想化的、更值得追求的传播实践与媒介格局才成为可能。 建立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良性互动格局 ■ 胡智锋 传媒研究本身可分为三个层面，一、纯理论研究。主要指的是基础理论部分，包括传媒性质、传媒功能、 传媒类型、传媒特质、传媒意义和价值等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这个层次研究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 更准确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传媒，解决的是认识问题。二、应用研究。即对传媒实务的各个层面、环节进行理论 梳理和理论概括，涉及到对具体的传播主体、媒介经营和管理、传播内容、受众、传媒技术以及传播方式等等 方面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这种研究面对具体传媒对象和传播任务，其意义与价值在于总结传媒实务经验，为传 媒实务提供可具操作性的思路、方法和理念。三、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介层面的研究。这个层面既有整体的对 传媒的理论认识，又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传媒实务的研究。目前中国传媒研究尤其是广播电视研究日渐活跃， 实践对理论的呼唤也日益迫切。怎样处理传媒研究和传媒实践的关系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我 们把纯理论研究界定为对于传媒学理的探求，它的评价标准便是学理本身，即学理自身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 律性。如果把应用研究界定为对传媒实践的有用和有效，那么它的评价标准则是可操作性。从目前中国传媒研 究的格局来看，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这两者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 前者往往执著于传媒学理的体系化，对于应用层面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排斥倾向；而后者又往往存在着就 事论事，急功近利的弊端，对于一般传媒规律和规则有意无意地同样产生排斥倾向。面对这样一种情形，应该 发展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