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国企能否实现双赢.docVIP

外资并购国企能否实现双赢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并购我国的国有企业。１９９５年７月，日本五十铃和伊藤忠商事会社以协议方式，一次性购买了北旅股份总股本２５％的非国有法人股，成为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首例。２００２年下半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解冻了一度暂停的我国对外资并购国企的政策，确立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合法地位。在全球并购热潮渐退的背景下，中国的并购交易快速发展，在亚太地区居于领先地位。鼓励外资并购国企的改革者声称这将会成为一个双赢的选择：外资赢利，中方受益，国有企业可以在利用外资中获得改组改造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机会。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ＧＤＰ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中国始终被当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还远没有形成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国家竞争力的产业，并且一些行业已被洋品牌吞噬，外资企业已占有绝对优势。究竟中方将获得哪方面的利益，程度又是多大？是否真能提升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并从长远增强本土企业的自生能力？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每个国家应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相符合的产业来参与国际分工，就可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欠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其没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所必需的比较优势，因而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国家的经济、技术结构永远处于产业链和技术链的下游。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迈克尔创新的基础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强大的科研基础，并且不断地寻求诸多关键技术上的突破，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摆脱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工厂的地位。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到１９９２年以前，这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初级阶段，主要以合资、合作和独资的“三资企业”方式进入我国，把中国作为低端制造转移中心。第二阶段为１９９２年以后，外资大规模投资中国，投资形式呈现多样化，但仍把中国当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厂。第三阶段是当前外资并购阶段的到来。聪明的外商懂得购并国有企业具有广阔的前景，积极参与中国体制改革过程中这一丰盛的晚餐。大型国有企业具有技术、人才、设备等诸多优势，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无疑会成为外商收购兼并的首选。跨国公司只要通过注入资本，并对劳动力、管理等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就很快能实现生产能力的扩张。如加拿大的格林柯尔两三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企业，但在收购科龙和美菱后，已拥有了约７００―８００万台冰箱的年生产能力，超过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同行，成为亚洲第一。而被并购的国有企业却很少能再拥有研发部门进行企业产品的创新，其产品的核心技术又被牢牢掌握在外资并购者手中，完全丧失了企业自生的能力。 大型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将会引起所进入行业内竞争力量对比的严重倾斜。这是因为，外资钟情于国内经营业绩良好、在行业内拥有较大优势的企业。吞并这些企业后，他们可以获得营销网络、高素质人才等优质资源，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而中国的本土企业将会受到严重挤压，最终被吞噬。例如在胶卷市场上，近几年柯达通过并购中国的公元、福达、阿尔梅等企业，２００１年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接近垄断性的６３．１％。其他行业诸如饮料、日用化工行业外资企业也都占有绝对优势。 战略性并购可分为三大类型：以扩大市场份额为目标的产业整合型并购；以整合产业链或高度相关的产业群为目标的产业扩展型并购；以获得核心技术并由此发展新产品或相关产业为目标的新产业构建型并购。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外资并购国企看好国有企业拥有的营销网络优势以及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将以产业整合型并购为主。例如法国达能公司通过收购中国最大的桶装水生产商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５０％的股份和另外两家饮用水厂商娃哈哈和乐百氏，而成为中国饮用水市场的巨头。 外资并购国企是一种产权交易活动，虽然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护，但由于我们在政策法规上存在的漏洞和资产评估业的不成熟，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最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客观上为资产流失提供了机会。在实际操作中，外资并购国有资产不可能由最终所有人同外商进行谈判，而由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具体操作。当个人动机偏离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时，国有资产的流失将难以避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当前利益、局部利益，可能急于利用外资并购解决企业包袱，而以牺牲国家整体利益为代价，有意压低国有资产转让价格作为吸引外资的手段。 中国要摆脱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厂的地位，必须增强产业的国家竞争力，提升企业的自生能力，切实打造出一批大而强的本土企业